创业大街不是“大炼钢铁”

最近有则新闻，说中关村创业大街打算扩建，把周围也容纳进来，从而占据更大的范围。有人说这是在已成泡沫的创业大潮上又加了一瓢鸡血。我倒想说，如果把其他国家的评论都摆在一起，恐怕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中国人自己吧。

我们在美国的科技媒体上可以看到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但殊不知，邻居韩国产生的独角兽公司也已不下十个。不管在资金、政府扶植、媒体报导方面，韩国政府都给予了极大支持。在韩国政府推动上，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就可以因为补助到北京来走访创业公司，从机票到住宿各项费用全由政府买单，这些到国外的参访活动，不需配合比赛就能参加。

韩国创业公司的蓬勃发展绝非一时兴起，从韩国人的移动计划K-Move到三年经济革新──培育创业生态计划中，早就可以看出韩国积极地把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和国家外贸、外交政策一起成长。并且，政府建立了海外基地，将青年人送到以色列、美国矽谷、伦敦、新加坡，深入了解当地，改变思考与行为的惯性。

相对而言，日本政府对于创业就非常保守，但自从2013年起环境就开始有明显转变，出现许多独立风投、大型企业内部投资（伊藤忠商事、YAHOO、Cyberagent、KDDI、fujitv、monex、Omron），2014年时已有37家新的VC成立，投资项目18个，到今年已经增长到23 个。政府政策上，近期积极提倡教育机构转型计画，东京大学目前有240个附属创业公司，较五年前多出两倍，其中有16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80亿美元。

反观我们自己，的确全民创业的热潮带来了泥沙俱下，并且让不少人在其中坑蒙坏骗，趁机牟利，但对创业环境的持续重视和优化，从上层政策角度而言，是必然和必须的路径。换句话说，不管结果如何，这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环节。至于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宏观经济看起。雁行理论是日本学者赤松要于1935年提出的国际分工理论，主张产业结构会因为各国内不同的生产要素与技术能力，而通过贸易产生不同层次的分工。当先进国家的技术成熟时，国家财富的积累使人民的薪资与物价水准成长，于是只好外移旧技术给适合的邻近国家。此作法间接逼迫先进国家的产业必须转型与成长，并通过良好的贸易关系维持低技术零组件的进口。

这套经济发展思想，在冷战时期的东亚得到完美的应证。日本作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屏障，得到毫不受限的经济成长空间。因此在产业的跨国分工上，由日本作为技术的火车头，不断地进行研发与创新，并将高人力需求与低技术门槛的产业外移至港台韩新，再由亚洲四小龙外移至中国。然而，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收获改革开放的成果，运用国家资源与贸易谈判，渐渐从雁行体系脱钩，逐渐形成属于中国的国际分工体系。举例来说，1995年前后，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出口品比例不到10%；2000年以后，高科技产品逐渐攀升至30%左右。如今，我们已知的多数笔电品牌、手机与通讯设备，大多在中国组装，甚至中国的自有品牌，已逐渐反攻全球市场。看看你的身边，是不是很多人在用小米、华为的手机呢？

中国在产业技术与市场的崛起，虽然没有像许多评论家吹捧的那么快，但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来看，从1995年至今，这个趋势不但可见，更是对东亚国家的分工体系直接产生影响。各国家开始以本国为轴心，透过各种对外经贸管道，将产业政策辐射至其他国家，以达成本国所需产业分工链。由于轴辐放射的对象国，以及着重的产业重点不同，使得原来具有序列性的跨国产业技术转移，突然变成各国各凭本事、各显神通。所以，面对全球性的景气衰退与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采取的作法都不一样。例如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中国的李克强经济学、韩国的崔氏经济学等，内容不但差异极大，且主轴产业都不相同，而对于中国而言，创业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中关村所在地的政府主管单位，目标是通过对软、硬环境的重新梳理，构建一个创业的生态圈，甚至积极接触可能进驻的Y combinator或500 startups等。在过去这一年中，创业大街上包含技术服务、人才招聘、法律服务、投融资服务等各类市场化服务机构林立其中，帮创业者破解各种难题。同样由政府打造的创业园区这十年来遍地开花，为什么只有创业大街的活力蒸蒸日上？创业并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喝一杯咖啡那么简单时髦。创业者聚在一起要讨论技术、寻找空间、搭建团队。咖啡要喝出成效，背后还得有扎实的鼓励政策、细致的公共服务。正是因为大量专业投资、孵化机构的进驻，使得中关村区域的创业的活力正在源源不断地迸发。重要的价值不在于这条街能创造的产值，而在于衍生并辐射出去的活力和生态，即便大浪淘沙，沙中也依然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