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地方贪腐何以“准制度化”

前几日杭州市关停了西湖景区内的三十几个会所，其中有个葛岭庄园，的确是个好所在。

所谓葛岭，是西湖北侧的一座小山，高不到二百米。相传为著名道教仙翁葛洪进行炼丹著书之处。如今你顺着半山腰的葛岭庄园继续上行，就是初阳台和抱朴道院等几处遗迹。登葛岭除了能寻些仙气之外，初阳台一直是欣赏西湖美景的佳处之一，所以从左近的葛岭庄园里望出去，风景自然也不会差。

再早以前，在葛岭上筑有私家园子的是南宋著名奸相贾似道。

贾似道的这个园子最初叫做集芳园，是宋理宗在景定三年（1262）赐给他的。贾似道得了此园之后，先是把园名改为后乐，然后又大兴土木，在湖边专门建了一个上船亭。据说他家里有两种船，一种是用车轮脚踏而行的车船，一种是用盘车绞动的锦缆舟。贾似道本人沉湎酒色，斗蟋蟀、逛西湖、狎妓游乐样样精通。理宗为了迁就他爱开爬梯的爱好，答应他可以不用每天都来上朝刷脸，而是可以五日一朝，之后又改为十日一朝。其他时间估计他就在湖上消遣了，所以当时人称：“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后来元朝诗人贡师泰也做过一首诗，说到：“葛岺东家似相门，当年甲第入青云。楼船撑入里湖去，可曾望见岳王坟。”诗中把亡国之相贾似道与精忠报国的岳飞相比，爱憎还是很明显的。

西湖在南宋时开始走向极盛。其时，与贾似道后乐园相似的私家园林可谓星罗棋布。首先是皇家的御园，除了赐给贾似道的集芳园之外，当时的御园在西湖之南有聚景园、真珠园、屏山园（翠芳园），北有延祥园、玉壶园，南有玉津园，东有富景园、五柳园。御园中以清波门外的聚景园规模最大，是孝宗为奉养太上皇赵构所建。

御园之外，其它诸王贵戚所建的园林也为数众多。如南园（庆乐园）、南湖园、半春园等等。其中数平原郡王韓侂胄的南园最为著称，据称此处“天造地设，极湖上之美。”陆游在《南园记》中说：“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皆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

其中，还有一位和王杨存中（杨家将成员之一，杨业第八代孙），在西湖边有多处园宅，尤其以涌金门内的秀芳园堪称豪华。从布局上看，和王自己住在中间，旁边依次排开是他四个儿子的宅子。结果有一天一个和尚经过时，对和王说，此宅“一中四旁，此龟形也，得水则吉，失水则凶”，意思是说，你这宅子建的好是好，但目前还缺点水。和王一听，那还了得，当派人招募民夫，结果只花了三昼夜就挖了一条沟，引入西湖之水把五个院子环绕其中。后来有人向宋高宗反映此事，说杨沂中“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拟宫禁者。”人家高宗却为之庇护说：“若论平盗之功，虽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意思是杨爱卿这么做也不算啥了，根本未予追究。

与南宋类似，明清可谓是西湖又一个繁盛时期。区别在于，如果说南宋时西湖边多是官宦盛筵的话，明清时西湖边上最有特色的则是各种文人雅集。

黄汝亨是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本人也是杭州人。这人官没做太大，后来索性辞职，买下了西湖南屏雷峰塔下的小篷莱，即宋内侍甘升的甘园，改名叫“寓林”，以读书著作自娱。黄汝亨为人豪爽、聪明睿智。《钦定大清一统志》记载他“脑后棱棱有奇骨，目如曙星”。明朝大文学家张岱是黄汝亨的弟子之一，他后来回忆说：先生“交际酬酢，八面应之。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傒奴，杂沓于前，未尝少错。客至，无贵贱，便肉便饭食之，夜即与同榻。”可见黄氏智商超群，而且不拘小节。

就在黄汝亨的寓林旁，还有一大群文人雅士的别业，比如虞淳熙的“读书林”，葛寅亮的“精舍”，李流芳的 “南山小筑”，冯梦祯的“快雪堂”，邹穆生的“呼猿洞”等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无意仕途，转而寄情山水之间，平日里常常结伴吟诗作画，的确为西湖平添了许多风流雅意。

移动的会所

西湖之美在于湖光山色，山色之下有园林，湖光之上则另有一种移动会所，即所谓画舫游船，就像现在高端人士圈子里的游艇会。

宋理宗在他的翠芳园内专门修筑过一个御船坊，用于停泊御舟“兰栧”、“荃桡”和“梅槎”。单从名字上看，即可谓至雅。

到了明朝，不但造舟的技巧在增长，弄舟的道道也越来越多。

钱塘人闻启祥是万历间举人，在凤凰岭上盖了园子叫龙泓山居。但还不太满意，他在《西湖打船启》中说到：欲领西湖之胜，无过山居，而予犹不能忘情于舟。山居，饮食寝处常住不移，而舟则活。山居看山，背面横斜，一定不易，而舟则幻。“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单纯弄个房子还不行，必须再弄一叶扁舟，才够灵活来劲；就好比现如今，只是家里有一台PC机一样，还不能满足移动办公和娱乐，必须再搞个移动终端才行，这样人生才够圆满。

明末清初最具传奇色彩的风流名士首推汪汝谦，他是万历间的进士，据说因为实在是太喜欢西湖山水，索性移民到了杭州。事实证明，这位仁兄的确是个顽主。他常常呼朋唤友，在船上饮酒吟诗，自称湖山主人。而最让汪汝谦满意的是他自行设计制造了两艘画舫代表作，名字叫做“不系园”和“随喜庵”。

他的好基友黄汝亨还专门为他做了一首《不系园约》，标以十二宜九忌。所谓十二宜就是：名流、高僧、知已、美人、妙香、洞箫、琴、清歌、名茶、名酒、肴不逾五簋，却驺从；九忌是：杀生、杂宾、作势轩冕、苛礼、童仆林立、俳优作剧、鼓吹喧填、强借、久借。以小西现在的眼光看来，不但高雅而且还很实际，把关于借船与否的事都编了进去。

更羡煞今人的是，在这位仁兄身边，还有一群美女才女，有大名的如柳如是，顾横波；一般有名的也有如王玉烟，邓倩玉，章韵先，沙宛在，梁鉴微，段翩若；王微、黄嫒贞、杨慧林、林天素等等。试想，船外有如此之风景，船内有如此之风情，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不过如此啊。

提到造船，比汪汝谦更牛逼的是东山先生查继佐，他本人是明崇祯年间举人。如果用互联网语言来形容他的船的特点，那就是：有标准接口，扩展性好，用户体验也很棒。简单描述一下，他的船是一种可以拆成数节的方舟。有客人来，便使人抬入湖中，以中间那节待客；万一来的客人多了，就再增加几节，可以组合在一起，就像一条船一样。不仅如此，他还在方舟两侧，放置了两只长四、五尺的小舟，一艘用来装书籍笔札，一艘装茶具酒果。真是左手有诗书，右手有酒肉，不亦快哉。

十里湖光十里笆

西湖因其风光之美、人文之盛、物产之丰，不管对达官显贵、巨商大贾，还是对文人雅士、平头百姓，都是一个充满巨大吸引力的锦绣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宋朝文学家欧阳修曾在《有美堂记》中称：“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但经过唐末宋初的战乱，金陵城已成一片“颓垣废址”，而唯独钱塘，“习俗工巧，邑屋华丽”，在西湖边上的玩耍的“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其中说的就是杭州以及西湖之所以吸引高端人群前来的原因。

对西湖有开创之功的苏轼，自然对西湖十分喜爱。他的学生秦观在诗中就说：“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 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虽然案牍劳形，但有美景时时入眼，烦恼应该消去大半。

坦白说，苏大文豪如此享受，我们平常人何尝没有这种想法呢？！如果不考虑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达官显贵们私造园林背后的驱动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区别只是在于能与不能之间。但问题是，天下西湖只有一个，资源本就稀缺，再加上特权的排他性，有伤大雅、有碍大众利益之事即不可免。

以宋朝贾似道的后乐园为例，园子建好之后，特权之大以至于一般游人都不敢从门前路过。吴自牧在《梦梁录》有记载说：“往来游玩舟只，不敢仰视，祸福立见矣。”据说一次他小妾的哥哥来找自己的妹妹，在贾府园门外张望了一下，随即被随从们给“缚投火中”，可谓凶悍之至。

元灭宋之后，西湖繁华一时凋落。原因是元朝统治者认为南宋君相淫佚，才导致国破家亡，所以故意将西湖废而不治。《元史·世祖本纪》说：“至元二十五年二月辛巳以杭州西湖为放生池，二十八年驰杭州西湖鱼鸟禁，听民网罟。”西湖完全成了一个无公害养殖基地。到了明初，政府仍沿袭元朝的政策，允许耕种，还定额征税，但已经出现了豪强占地的情况。当时有民谣就说：“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待他享尽功名后，只见湖光不见笆。”其中已经清楚表达了“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的意思。

清顺治年间，清政府为了稳定东南财赋收入，要求杭州地方官对西湖周边进行整顿。其间，浙江布政使张儒秀立过一个《西湖禁约》，其中规定：凡豪民占为私有者勒令还官。为此，对拒不执行者痛杖以惩之。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官僚豪富霸占湖山，建造私人别墅的情况又多起来。诗人徐志摩曾在《晨报》副刊写过一篇《丑西湖》的文章，用他的话说——西湖水浅得像个干血痨的美女。听起来就够恶心的。

回到今日，杭州市在世纪之初推出的取消西湖收费的举措，现在看来，倒是暗合了互联网领域中非常流行的免费商业模式。根据公开报道，这种模式的确对西湖周边经济带来了良性的推动。

抚今追昔，对于西湖美景，小西以为还是苏轼看得通透。他在其《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中这样说到：“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人生有参差，景色亦变幻。试想，从古至今，有多少人把持过这等湖山，但又有多少风景真的是他有你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