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州“土豪”刘济三记

2014年年初，挖了一年多的北京房山唐刘济墓终于宣布挖完了。但让我们这些俗人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墓最终也没挖出什么稀世珍宝（之前已经被盗过），唯一一个比较容易引起关注的可能就是墓葬中出土的大型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在目前发现的唐代墓志中，应该算是独一份。

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估计也是注意到了围观同志们的失望情绪，所以在发布会上特意提醒说，虽然墓中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金银财宝”有限，但是从考古学上来讲其价值依然是很高的。话当然可以这么说，但学者们能从墓志铭中解读出什么肯定还需要继续等待。在这里，小西倒是先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与这座墓的墓主——幽州“土豪”刘济——相关的三个历史故事小片段。

片段1——幽州宫斗

为啥把刘济叫做”土豪”？那自然跟他的家世是分不开的。简单说，刘济是个官二代。

刘济的父亲叫刘怦，原为大唐幽州节度使朱滔手下的雄武军使，因为作战勇敢又讲义气，颇得朱滔信任，累官至幽州节度副大使。等朱滔一死就直接传位于刘怦。贞元元年九月，刘怦病死后，军中又拥立刘济继位，任幽州节度使。

按排行来说，刘济是刘怦的长子，据说出生时难产，侍者刚进屋时说是只见一条大蟒蛇，黑气笼罩。长大后，聪明异常，也深得父亲刘怦喜爱。当时，幽州北处边境，常受乌桓、鲜卑等族的侵扰，刘济率军攻击，据记载说“大败之，深入千余里，虏获不可胜纪”。这说明刘济打仗还是有一手的。

对唐朝中央政府来说，刘济做节度使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善良老实。唐朝后期，对边远藩镇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很多节度使大都骄横不法，相比之下，刘济对朝廷最为恭顺，进贡不断。他的这一特点也是被当时的皇帝唐德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屡次加官给他。

总起来说，刘济镇守幽州二十余年的时间，无论跟中央的关系，还是对外族的防御，都还是不错的。但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刘济处理军事、政事是不错，论到家事上就有失水准了。最终在幽州城了活活又上演了一出百年前在长安城里发生过的“玄武门之变”。

跟刘济当初的顺利接班不太一样，刘济的三个孩子一开始貌似都是平等竞争的。按照原有分工，其长子刘绲任副大使，掌幽州留务；次子刘总为瀛州刺史兼行营都知兵马使，率兵屯驻饶阳；三子刘约，据记载最高做到齐州刺史。

当刘济壮年之时，三子的人马虽然暗流涌动，但面子上还算平和相处。然而，刘济一旦有病，三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就迅速恶化了。其中，二子刘总迅速与谋士们捕捉到机会，决定下先手为强（为什么老二总是最狠的，比如李世民）。

刘总的这招也比较狠，就是离间计。眼见刘济病重，他就派人放出消息，说有从京师来的人透露，朝廷担心刘济情况不妙，正准备下诏，让副大使也就是老大直接取代节度使。过了两天，又派人放风说，朝廷的使节已经到了太原了。然后又过了几天，又让人传谣说，使节马上就要到幽州了。俗话说三人成虎。因为刘济病重，军心本来就有些浮动，几次谣言越传越邪乎，很多人都有点坐不住。刘济虽在病卧在床，也有心腹把外面的情况通报进来。这一听不要紧，气的要命，马上就下令，一下把数十位平时与老大刘绲关系比较要好的将官全绑了砍了头。这下，刘济不但中了离间计，而且还更进一步，中了借刀杀人之计。

刘济这一举措，让刘总意识到，做出关键一击的时刻到了。这一天，刘济气的一天都没吃东西，到傍晚了想喝酒，刘总就指使一个心腹往酒里面投毒，刘济喝完当即一命呜呼。消息传出，老大刘绲也迅速前来想稳住场面，结果刘总早就准备好，假借刘济的遗命，直接处决了刘绲，然后自己成了事实上的新任节度使。

大概因为刘总弑父杀兄，历史记载对刘总没有太多好话。说他“性阴贼，尤险谲“。但在刘济墓中挖出的刘济老婆张氏墓志中，刘总被刻画成了一个孝子。墓志中说张氏病重时，刘总“虔诚寝膳，食未啐而不进，药未尝而不饮。”“冠带不解，连宵达晨。” 张氏病逝后，刘总又“泣下成血”，“丧仪哀节，克叶于礼。”刘总对其生母，确可谓孝。对此，北京考古学会会长齐心的观点是，刘总弑父心存愧疚，因此对母亲尤为孝顺。甚至在父母的墓志上，张氏墓志反而比刘济的还要豪华。

另外，我们从刘总在实际掌权之后的表现看，他应该具备一个当时一个节度使的标准水平。在唐中央政府、周围其他军镇之间继续做着投机的买卖。但终究好景不长，眼见周旋余地越来越小，最后做了一个还算聪明的决定，跟唐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为了表明忠心，决定请中央政府把他所治下的军镇一分为三。那意思是，你也别担心我捣乱了，我也不想担心被你搞死了。他个人就此引退，同时把以前的将领也全都推荐给朝廷重新安排工作。这一招至少让他没有像其他乱世中的节度使一样，死在战场之上。

       片段二—— 节度使的大时代与小时代

说正史前不妨先插播个时事。注意时政的同学们最近肯定看到消息说，国家刚刚调整了北京卫戍区的军事主官，而在此之前，从十八大开始，全国各大军区的高级将领其实一直在做集中调整。

为什么要插播这条时政呢？因为如果不考虑北京是今日首都的话，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大概与刘济所任的幽州节度使差不多相当。从古至今，中央政府对待军队的领导工作一向非常谨慎，无论做领导还是做研究，都不可不察。

我们可以先简单了解一下节度使的由来。最开始，是在唐睿宗、唐玄宗时期 ,唐朝为了抵御外侵和安抚边疆少数民族 ,沿边相继设置关内朔方、河东、河北、幽州、河西、陇右、剑南、碛西、岭南等八道节度使。后来 ,碛西分为安西、北庭两道 ,幽州分为范阳、平卢两道 ,遂成十道之制，也就是有十大军区。节度使所谓“节度”，其主要权力就在于节度军事。

所有对中国历史有简单了解的都知道安史之乱，知道安禄山、杨贵妃，知道是安禄山这个大节度使给唐朝捣了很大的乱子。那么，在历史上，节度使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分为两个时期来说。

在前期，在唐玄宗的开元年间，他所任命的很多节度使多为文儒大臣。加之中央政府威权很大，基本都是向心朝廷 ,绝无跋扈之事。在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唐朝官场较为普遍的存在着“重京官、轻外职”的风气，唐朝官员尤其是京官一向不愿到京城之外任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扬州采访使班景倩被调入京城做大理少卿，路过大梁，汴州刺史倪若水为之践行，等送客走后，倪若水看着班少卿的背影说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做京官的热衷。那些“不幸”被任命出去做节度使的文人大臣，就那么凄凄凉凉的到了鸟不拉屎的边远地区，心里想着是怎么才能提前回京，天天在那做回京倒计时，一般谁会在那做反叛之想呢？！

但到了后期，情况变化就复杂了。

首先是节度使的权力慢慢变大了。虽然规定说，节度使主要针对军事任务，但各军镇情况并不一样。比如因为北方战事较多，朔方、幽州两道节度使的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 ,在军事、财政方面都拥有比其他各道更多的权力。像刘济的幽州道因为濒临大海，还兼着一个海运使的官。尤其到了天宝之后，节度使越来越厉害，基本把辖区内的刺史欺负的满地找牙。要知道，刺史才是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官职，节度使能欺负刺史实际上就是切断了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权威。《新唐书》里记载说：“旧制，刺史被代若别追，皆降鱼书，乃得去。开元时，置诸道采访使，得专停刺史，威柄外移。“唐朝中央政府由此慢慢失去对再下一级区域的控制能力。

其次，行伍出身的军人节度使占据主流。这点也好理解，战事频繁嘛，总让个秀才到一线指挥作战不是长久之计。时间长了，像刘济这样从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主官就慢慢多起来。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人在外面野惯了，几天不打仗全身都难受。肯定不好管。这里面除了安禄山这个最有名的节度使，还有一个最厉害的，名叫王忠嗣。

王忠嗣的父亲叫王海宾，在唐开元二年反击吐蕃的战斗中英勇献身。王忠嗣从九岁开始在宫中长大，并被赐名忠嗣。长大后，“雄毅寡言，有谋略”。这个人怎么聪明呢？他不但会打仗还会搞经济。当时唐朝跟契丹、吐蕃打仗主要靠骑兵，马作为作战工具非常重要。他想搞到更多的好马，于是就在朔方、河东这些边界地区高抬马价，这样一来，各地胡人都争着把马卖给唐朝，王忠嗣则将马尽数买下。从此胡人战马逐渐少，而唐朝的兵马却更加强壮。

王这个人打仗不含糊。公元742年，他率十万骑兵北出雁门，与契丹军队在桑乾河进行会战，结果是三战全胜，契丹36部尽数投唐。到公元746年，他又发动对吐蕃的青海湖会战，大破吐蕃主力，吐蕃两个王子战死，重要战略盟友吐谷浑降唐。所以说，两次大会战打出了威风。后来，中央政府看他实在厉害，让他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统辖总兵力近30万。说句后话，所幸王忠嗣是忠臣，否则，哪里轮得着安禄山在那跳胡旋舞呢。

那么，再往下小西还想跟大家探讨一个稍微复杂些的问题（不喜勿进哈），即：之前很多研究说，唐天宝前后的节度使因为任期长、得以野蛮生长最终演变成尾大不掉之势，实际情况如何？还真有人专门做了统计，发现数据证明并非如此。

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陈明光和王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这篇文章综合参照了《唐方镇年表》、《唐书合钞》卷八四至九四《方镇表》等相关资料 ,针对开元天宝时期 82 位节度使共 126 任的任期情况做了统计后，发现：任期 3 年以下的共计 98 任 ,占总任数的 77. 78 % ;任期 4 - 5 年的共计 16 任 ,占总任数的 12. 7 % ;在任 6 - 10 年的有 10 任 ,占总任数的 7. 9 %。任期在 10 年以上的只有安禄山一人 ,他自天宝元年开始担任平卢节度使 ,至天宝十四载(755) 发动叛乱 ,任期总共 14 年 ,实属特例。可见当时绝大多数节度使的任期不长。

此外,有些节度使虽然曾多次任职 ,但或不专任一道 ,而是在几道之间频繁调动 ;或虽专任一道 ,但不是连续任职 ,其间曾被贬职或调任。总起来看，中央政府控制的还是非常严格的。

再结合谋反案例来看，在开元天宝时期的 40 年间 ,在 82 个节度使中只有 2 人叛乱 ,即刘涣（规模太小可以忽略不计）和安禄山。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你可以说，制度的执行的确很关键，那么多人都没出问题，就在安禄山这一个人身上放松了一下，结果就出问题了；但同样你也可以说，唐朝的这套制度其实还还是不错的，关键还是看人，你看王忠嗣那么大权力，不也没反吗？安史之乱之后，刘济做节度使颇得中央朝廷认可，为什么？就是因为相对来讲还算比较老实，安心做土豪，不太惹事。

片段三——佛门内外的军人

刘济一家至少有三口与佛门结缘。

先说刘济，他与佛门最大的渊源在于云居寺。

大家都知道，云居寺是北京西南的一座名刹。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关于云居寺由来最早的记载，就来自于刘济的《涿鹿山石经堂记》。“涿鹿山石经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封云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按照刘济这本书中的说法，石经山刻经，从北齐时候已经开始。

刘济本人进士出身，自己也笃信佛教，在《涿鹿山石经堂记》中，刘济说道：我刘济用自己的俸禄，为圣上(唐宪宗)刊刻《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是一部600卷的巨制佛典，刘济之前已经刻到300卷前后。从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刘济开始续刻，到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四月初，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刻到第412卷，共计100余卷。

这100余卷《大般若经》运上石经山藏经洞封藏的场面，在《涿鹿山石经堂记》中也真实的记录下来：元和四年四月初八，正好是浴佛节，僧俗四众齐集石经山下，刘济在部将的簇拥下，亲临石经山指挥，一声令下，万人协力，有的推，有的拉，劳动的号子此起彼伏，一块块石经终于运到石经山上，封藏在藏经洞中。

刘济死后，他的夫人张氏继续“栖心释教”，普济贫困，广开善门，并仿效刘济，不断捐资修葺寺观。

继承刘济继续做节度使的刘总本来应该不信佛的，但应了那句俗话，亏心事做太多了。据记载说，他做节度使没多久，三更半夜的时候老能在看到他爹他哥前来索命，于是没办法，估计也是听从其母亲等人的劝说，就在节度使府内供养了几百个僧人，“昼夜祈禳”，以求睡个安稳觉。结果也怪，只要刘总在做法事的场地内睡，睡眠质量都挺好，但只要一回到原先的卧室，当晚绝对惊悸连连，无法入睡。

后来，刘总失眠这个事一直没有解决好，再加上周边整个政局也越来越严峻，刘总心里也盘算了n回，最终心灰意冷，决定官也不做了，兵也不带了，直接跟朝廷上书说，这个军权您收回吧，俺老刘决定去做和尚了，一了百了。皇帝这里一看，朝臣纷纷表示，这是好事啊，潜在威胁又少了一个。于是赶紧准奏，还“拜总检校司徒兼侍中天平节度使”，并赐给他一身定制的僧服，赐法号大觉。刘总接到消息，一点也不耽搁，直接转让了大印，换上僧服，去了头发，转身就出了节度使府邸。但即便如此，据说刘总最终还是没有得善终，其人走到定州时，就暴病而亡了。

之前我们常说，唐末乱世，礼崩乐坏，很多人没有安全感，佛门的确给很多人带来了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庇护。但是像刘济、刘总这样的军人世家，谁手上没沾过血债？最终没能善终，也只能归之于世道轮回，因果报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