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敌为镜：美国眼里的中国形象

“大米饭，炒鸡蛋，撑得王八满地转”——六七十年代故乡出生的孩子们，都会熟悉这句童谣。它明确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大米饭和炒鸡蛋，是我们心中最好吃的东西；二，对于那些能吃上大米饭炒鸡蛋的家伙，我们毫不掩饰的羡慕嫉妒恨，他们是“王八”。

童年“吃的记忆”，其实就是“馋的记忆”。七十年代的工业城市，挨饿是不至于了，但实在没什么好吃的。那时候的粮食都是定量供应，十来岁的孩子月定量28斤、30斤，不够吃不说，基本都是粗粮。所谓粗粮，就是玉米，偶尔还有高粱。东北人有关于玉米的各种吃法：玉米面调水做成两巴掌大的扁圆，蒸，叫“大饼子”；馒头状的下面挖坑，叫窝头；整粒玉米煮粥，“大馇（音茶）子”；玉米磨成小颗粒状煮粥，“小馇子”；玉米面煮粥，名字好玩——“糊涂粥”；还有一种满族吃法，玉米面挤成条状在水里煮，曰“酸汤子”。有的人觉得它美味无比，我觉得又酸又臭，根本没法吃。

玉米可是倒足了我的胃口，记得那时爹妈双职工，中午饭没时间做，我和姐姐午间放学就掰冷的大饼子吃，又粗又干，噎得直翻白眼。大饼子是我一生最痛恨的东西！长大后参加饭局，人们图个粗纤维，贴饼子窝头这种东西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高雅玩意。反正我是一口不吃，并且心里暗骂那些点主食的人从小没吃过苦，是天天吃大米饭的“王八”。

八十年代之前，想吃大白馒头基本没戏，只能寒暑假到矿上的奶奶家解馋。奶奶家经常吃馒头，因为爷爷是矿工，那个年代，矿工的工资最高、福利最好。后来生活见好，城里时兴吃“两掺儿馒头”，即白面和玉米面按一定比例混在一起做的馒头，我对它还是深恶痛绝，为什么？好好的白面被玉米面玷污了。

至于主食中的顶级精品大米饭，更是所有人遥远的梦。记得都八几年了，电视都有了，有一次看一电视剧，说的是解放前南方的事儿，农民开饭了，女儿端上来的竟然是米！饭！我震惊了：这是万恶的旧社会么？南方的穷人竟然也顿顿吃米饭，还让不让北方人民活了？长大了去了南方才明白：那是籼米，比沙子还缺水，更不要说蛋白质和脂肪了，这也能叫米饭！就此心里原谅了当年那部电视剧。

八十年代开始，生活的确好转了，好转的标志，就是我们全家每周能吃一次大米饭了。那时爸爸每周三休息，这天中午他会去厂子的副食店买一盆米饭，再来一点荤腥：猪头肉、或者炸带鱼，给全家改善伙食。那时候，周三就是我的节日，为了这一顿，一星期的苦也值了。若是爸爸哪天咬咬牙，带回来的是只烧鸡，那就上了天堂了。

说到烧鸡，我小时候认为世界上两样东西最好吃——烧鸡和香肠，尤其是烧鸡！一家人对一只鸡有分工：大姐吃鸡胸脯，二姐吃鸡腿，我一定要吃爪子翅膀，为什么？这地儿耐啃，我要尽量把享受的时间延长，一只鸡爪子我能啃俩小时。我啃出来的鸡爪，绝对的“狗气杀”，骨头上面不要说肉丝儿和筋，连个细胞都不会剩！

妈妈专吃鸡头，说吃了补脑、聪明，爸爸专吃鸡屁股，说是最香、广东人专门吃这个。小时候真信了，大一点明白了：那是爸妈把好肉都让给我们啊。

相比两个姐姐，我最馋。女孩子好像是天生的素食动物，爱吃青菜、也能接受粗粮，吃个烤地瓜就美滋滋的。我不行，不但是纯粹的肉食动物，还挑食、越没得吃越挑。那时候的东北，菜也没得吃，夏天三样：黄瓜、番茄、茄子，这还是一年中短短三个月的恩物，其他九个月，就老三样：土豆、白菜、萝卜。那时候的油也是限量供应，炒菜舍不得用，菜都不香、味道寡淡。我是白菜只吃叶、土豆只吃丝儿、萝卜怎么都不吃。据妈妈说，我小时候一上饭桌就绝食，还掉眼泪儿，可把爹妈愁坏了。爸爸那时候总说：你这么个馋鬼，要是出生在姜凤山家就好了，就能吃上肉了——姜凤山，当时的鸡西市市长，我活了四十岁，鸡西估计也换了十来届市长，但我唯一能记住名字的，就是这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任的姜凤山，这名字一遍遍从爸爸的口中冒出来，成为我幼小心灵中美好生活的代名词。

1984年以后，生活真的变好了，我记得这样一个镜头：那一年的一天，叛逆的二姐离家出走了，爸爸叫我出门去找，而他当时正在炒着一锅蛋炒饭——那天既不是周三，也不是中午，可见我们家当时已经能经常吃到米了。虽然蛋炒饭比“大米饭炒鸡蛋”还是差了一个档次，但我还是很开心，终于挤进了“王八”的行列。

二十一世纪初，一个朋友踢球摔断了腿，在家养伤。我去看他，表示要给他做一顿好吃的以示慰问。我问他：“想吃什么啊？”他说：“我爱吃的东西总结起来就四个大字——鸡、鸭、鱼、肉！”我笑了，心里觉得这哥们更亲了。因为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他的童年，和我一样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