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不必再孤芳自赏

最近关注了由凤凰视频主办的第三届纪录片大奖，看了一些最终入围的影片，生出一点凌乱的感慨和想法。

毋庸置疑，网络、尤其是手机这种移动终端成为主要媒体后，人们的收视习惯的确被改变了，“约会效应”——即人们在固定时间等待某节目的习惯，已经越来越弱；收视时段也已由过去的整段、大段时间而趋向碎片化。

收视习惯的变化的确给传统的“内容提供者”带来了冲击，但我宁愿相信，这种冲击更像是一种“洗涤”，它清洗掉传统媒体灌输式的话语霸权，为一种新的、来自个体和民间的、自下而上的话语提供了空间。还有，更具竞争性的多元传媒舞台，迫使内容提供者必须思考：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提供更优质的内容。从而洗涤掉很多我们过去认为是金科玉律、实则错误的创作理念。

今天我从这两个“洗涤”的角度，来感受这次纪录片大赛。在九十年代，中国的纪录片创作终于接受到纪实美学的启蒙，涌现出《藏北人家》、《最后的山神》、《周周的故事》这些优秀的纪录片。然而这些成功的范例在相当时间内也束缚了我们的眼界。那个时代各地方台精心打造用来参评的纪录片，题材上呈现惊人的雷同，我形容那时的纪录片就是“荒野、边缘、畸零”的世界。我们好像只对两类题材感兴趣：一是少数民族，越落后越人数稀少的越好；二是残障人士、以及罕见病患儿。这种眼界把记录片定义为肤浅的猎奇，这当然与当时中国纪录片界的幼稚状态有关。有机制的幼稚：纪录片只用来评奖而不用于传播；有理念的幼稚：我们认为日常生活是枯燥乏味、不值得记录的；也有创作人员的幼稚：因为电视的高度专业化，做纪录片的都是各大电视台象牙塔里的编导，他们对基层生活缺乏了解，从而人为地将纪录片高端化、小众化、边缘化了。

进入新世纪，随着影像器材的轻便与廉价趋势，民间记录者终于得以登上舞台，出现了《铁西区》、《老头》这类真正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纪录片。而网络时代的到来更加扭转了纪录片的格局，我们用5D2相机、甚至手机就能记录发生在身边的、或是我们日常观察到的和感兴趣的生活。在本次凤凰视频纪录片大赛中，明显能感受到这种纪录片题材的宽泛多样，以及民间的鲜活气息。有记录抗战老兵晚景的《后会无期》，有环保题材的《迷失的家园》，有记录一对普通“猪倌儿”的《猪唤》，有《乡村教师》，还有试图探索中医世界的《针灸》。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题为《年龄、身高、学历》的片子：作者将镜头对准了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众多父母来到这里，推销着自己的子女，选择着未来的儿媳和女婿，写着年龄身高和学历的白纸挂满了公园一角，众多“红娘公司”应运而生。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角落，无疑是反映中国社会现实人心的绝佳窗口。

记录技术门槛的降低，和发布平台门槛的降低，让很多纪录工作者和理论家欢呼雀跃，认为“全民记录”的时代已经到来。的确，当胶片被数码取代后，摄影已成为全民行为，由此才会出现“抄水表的街拍大师”刘涛那样的人物；但另一些人则极为悲观：正是因为记录门槛的降低，使我们陷入到浩如烟海的信息垃圾和影像垃圾当中。想想看，在网络时代，又有哪一部民间的纪录片成为热点、被人记住呢？我们抛弃了电视这种传统媒介，但收看的却依然是传统电视人拍摄的《舌尖上的中国》，以及BBC、NHK这些传统纪录片大鳄提供的产品。

这就涉及到了新媒体对纪录片的第二个“清洗”作用。我们发现：全民记录没有带来纪录片爆发式的革命，反而使民间话语和个体话语显得更弱势了。过去的传统媒体因为是灌输式的，受众的选择是被动而缺乏的，而在受众终于拥有了主动选择权的新媒体时代，片子的“好看”和“难看”变得格外显性和有效，如果你在前30秒不能抓住观众，就会被立即屏蔽，失去传播效用。

那些“好看”的、拥有美轮美奂的画面的纪录片，其高大上的效果依赖高度专业化的创作团队，漫长的拍摄周期、和巨额的资金投入。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间记录就注定死路一条呢？未必。我个人认为：民间记录者虽暂时不具备传统媒体的技术与资金实力，但他们具有更加灵活的行动力、不被束缚的视角、和对生活的更深入细微的感受，他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扬长避短。我觉得民间记录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使用着新媒体时代的新技术，观念上却还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被传统纪录片理念当中的一些弊端深深毒害着。

这弊端主要有两条。一，认为只有“自然主义记录”才是真实；二，不注重叙事。

“自然主义记录”随纪实美学的启蒙而兴起，针对于过去那种宣传口号式的、纯摆拍的纪录片来说，它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但其矫枉过正之后，反而成了僵化的教条。我们把镜头静静地对准一个人，拍摄他走路、吃饭、抽烟、发呆、睡觉，这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碎片被我们认为是“真实的真谛”，我们满足于这种所谓的“客观记录”而放弃了对人物内心的深入挖掘，放弃了对生活固有的戏剧性进行提炼。好的纪录片比故事片还要精彩、还要吸引人，因为“生活是最高的戏剧”，但我们的记录者或者对这种戏剧视而不见，甚至有人还要刻意地淡化戏剧性，这不能不说是自然主义记录观念的流弊。

在NHK纪录片《延安的女儿》一开头，一个在陕北出生的知青后代、一个满脸风霜的农村女孩乘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去找寻当年遗弃她返城的父亲——心态复杂的父女俩二十年后即将首次相见，还有比这更加惊心动魄的戏剧化场面么？好的纪录片导演，必须能抓住和提炼生活与命运中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既不是人为创造的，也不因记录的参与而改变，这就是客观与真实。我遗憾地看到，很多民间纪录片依然满足于简单的自然主义记录，而缺少戏剧性。有些片子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因素，但却没有更进一步。比如前面提到的《年龄、身高、学历》，作者通过对相亲现场进行简单拍摄，还有一些父母和红娘的观念性访谈，而试图反映中国人的婚恋观。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如果跟踪拍摄一个家庭，父母和子女在婚恋观念上极为冲突，这位母亲不顾孩子反对，每天坚持来到人民公园的相亲角物色对象，并强迫孩子相亲，孩子百般不愿却又无奈，于是一次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相亲开始了——由这一系列故事和戏剧性场面组成的纪录片，将比现在的片子更“好看”、也更生动和深刻。

好的纪录片，会通过故事传递观念，让观众目不转睛的看过之后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而不是直接把观念灌输给受众。如何让你的片子能够“全片无尿点”？这就涉及到传统记录观念的第二个流弊——不注重叙事。

有些人认为纪录片是“高雅艺术”，就应该是小众的，甚至极端到了“越是沉闷、越是难懂的纪录片就越是艺术、越是高级”。这种孤芳自赏不知毒害了多少纪录片爱好者和学习者。拖沓的节奏，毫无信息量的长镜头，不知所云的喃喃自语充斥着纪录片领域，我们连基本叙事的ABC都还没有学会，就开始故作高明地表达深刻了。

11月11日就是第三届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揭晓的日子，我特意选择了几部票数较高的片子来看，观看这些影片后心中有缺憾也有惊喜。《后会无期》拍摄一个拾荒的抗战老兵，老人的生活状态的不堪和精神状态的饱满自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能深入采访记录下去，这将是一部非常好的片子。但因为后面的叙事略显凌乱，而削弱了这种震撼力。

而参赛作品中也有在叙事上叫人眼前一亮的片子。《迷失的家园》仅使用于镜头和音乐两种元素，以乐章的形式将令人触目惊心的环境悲剧展现出来，其中不少镜头都能看出是精心拍摄，充满了戏剧张力，比如一只小鸭子哀伤的躺在另一只死去的小鸭子身边，仿佛试图用体温将对方唤醒；比如一头藏羚羊一遍遍撞着高速公路的隔离网，铁网那边，一辆汽车正飞速驶过。作者将这些镜头精心剪辑，与音乐呼应，不着一字，却意味深长。

在新媒体时代，这样的视频作品一定是受欢迎的——节奏明快，戏剧性强，讲究叙事，贴近生活与人性，信息量大。在综艺娱乐泛滥的今天，凤凰视频却坚持做纪录片，并发起业内首个纪录片大奖，它不仅给草根纪录片创作者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也为纪录片爱好者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影平台，这样的媒体值得尊敬。

不论什么时代，好内容一定是王者，它不会因时代的“浮躁”就丧失光芒。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高雅”和“小众”才代表好内容，那往往是能力不足者的一种借口。我们也不要以为，成功的作品如它看上去那么热闹、充满光环，其背后一定是更多的艰辛、苦闷与付出，好作品尤其要下笨功夫。在好作品这条路上，既不必孤芳自赏，也毫无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