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常乐

前两天，国家发改委公告宣布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引发针对盐业专营的不少讨论。为此，中盐公司还专门发布声明称，食盐专营废止属误读。坦白说，现行政策具体如何咱无缘置喙，但谈到与盐有关的故事，还是非常值得一说的。

从生活日用来说，盐是不可或缺的食料。《天工开物》中说“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意思是说，说到吃东西，其他味道都可以没有，但惟独不能缺了盐，几天不吃，就会浑身无力。

而从商业经济的角度来看，盐则是一颗大摇钱树。三国时有记载说“夫盐，国之大宝也”，把盐说成为国宝级的东西。

那么，盐——这种看上去这么不起眼的东西何以能成为“国之大宝”呢？两千多年前，管仲曾经跟齐国国君齐桓公有过一次非常精彩的对话。

在两人对话中，齐桓公首先就如何靠收税增加国库收入，接连提出了几种设想。首先，他说可以征收房屋税，管仲说人家把房子拆了你咋办；其次他又说我要征树木税，管仲说人家把小树都给砍了你咋办；他又说，那我就征收牲畜税，管仲又答说那人家把大牲口都杀了吃肉咋办；他又说，那我就征收人口税，管周又反问说那人家坚决进行计划生育你咋办。

如此两人来往几个回合，齐桓公基本就急了，说“然则吾何以为国？”，意思是，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也不行，我特么这国王还怎么当啊？税都收不上来了。管仲不慌不忙答曰：“唯官山海为可耳。”那么什么叫“官山海”呢？用人话说呢，就是要拿盐下手。那为啥要盐下手呢？齐桓公一开始也不明白，管仲于是就给他算了一道很牛逼的数学题。

在记载中，这道应用题的演算是这样描述的。管子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

简单说一下（我估计你会直接跳到这段），这其中的逻辑就是，是人就得吃盐，只要我们在盐价上每升抽出半钱来归国库，月入就能达到六千万钱。这之所以是一笔好生意，是因为不但收得隐蔽，而且量也很大。

在一般人看来，管仲这笔账算得够恶毒的，因为老百姓避无可避。但这背后隐藏着的是管仲对百姓心理的透彻认知。《管子》中说：“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冾于上也。”意思是说，老百姓都喜欢你给他东西，不喜欢你向他要东西，所以收钱这事一定要做得足够隐蔽。当然，事实证明，管仲这招的确在管理上很好使。《史记·平准书》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就是说，齐桓公用了管仲这招，对其成就霸业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自从管仲之后，历朝历代对盐的依赖越来越大，管控也越来越严。具体政策虽然有所差别，但“笼天下盐铁”的宗旨是一以贯之的。

事实上，因为盐在国计和民生两个层面的关键定位，它逐步催生了历史上两个极具特色的群体。一是盐商，二是盐枭。

先说盐商。

最大的盐商自然是历朝中央政府。盐带来的收益有多大？具体占比的确非常惊人。有研究称，在唐朝，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在南宋的中央财政中，也是“鬻海之利居其半”，以至于有人说“南渡立国，专仰盐钞”；元朝政府的财政支出更是有十之七八依靠盐利；  明清实行官督商办，食盐“零售价”往往要比“出厂价”高出三、四倍，可见朝廷获利之丰。

比起中央政府，更有话题性的是其他大小盐商。这其中最有知名度的莫如清朝时的扬州大盐商。今天我们只要去扬州游玩一圈，就可以对当年盐商的富有有一个基本认知。清朝人李斗写的《扬州画舫录》，更是记载了盐商们各种奢侈生活，从修园子到玩游艇，统统不在话下。盐商之富有，就连乾隆皇帝也曾感慨万千，一次他在南巡至扬州时就说:“盐商之财力伟哉！”

研究表明，盐商专营导致在两个方面弊病丛生，其一他要获得特许经营权，就不得不行贿，所以会败坏吏治；其二他拿到经营权之后会变本加厉，谋取暴利，所以会侵害民生。两方面重叠在一起，自然会导致政局糜烂外加民怨沸腾。

再说盐枭。

盐铁专营的本质是垄断。但在巨大利益和严重的不合理面前，有人举起了反垄断的大旗，那就是贩卖私盐。梁启超说：“各国无枭而独产于我国”。这些贩卖私盐的大头目即是盐枭。

为啥要称为“盐枭”？因为这活一般人干不了。

首先，他得有胆量。

历代对贩卖私盐的行为都给出了非常重的处罚。《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朝时“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左脚基本保不住。唐朝据说相对比较宽厚，规定是卖私盐一石以上处死刑，一斗以上处杖刑。在五代乱世，重典当道。后唐一度规定，如有人刮碱煎盐（即碱土制盐），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刑。可见，贩卖私盐的确是刀尖舔血过来的。

其次，他得有支队伍。

刑罚如此重，当然不能束手就擒。为了对抗官军的缉捕，私盐贩子往往结伙而行，从几人、几十人、成千上百人的规模都出现过。宋朝有记载说，如江西、福建等等地的民户“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到了元朝，广东那边“以私贩梗盐法，往往挟兵刃以自卫，因而构乱，有陈良臣者，众至万人”，规模越来越大。

除了陆路，还有近似海盗的盐枭。南宋初年，浙江就有“私盐百余舰往来江中，杀掠商贾”。清代时，广东沿海一带盐枭“各带大船，携带器械，满载私盐，往来兴贩”，声势已经非常大了。

当然，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情形，也即为大家所熟知的，由盐枭进而成为起义军。比如唐末农民暴动领袖黄巢、王仙芝就与私盐有关。明末起义军张士诚本人即淮南盐贩，方国珍是浙江盐贩。在历史研究中即有“元代之亡，亡于盐政紊乱”的说法。

应该说，从管仲相齐，到清季末造，很多朝代都是因盐而兴、又因盐而乱。如今盐本身已经不再稀缺，但其上附着的故事却依然值得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