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周作人的新村破梦（上篇）

张耀杰：周作人的新村破梦（上篇）

节选自张耀杰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第八章

录自《领导者》杂志总第57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txw/news_20140425105036.html

九十五年前的五四运动前后，周作人于第一时间率先关注发生在东邻日本的一场完全不具备创新价值的低级原始、共产互助、变相隐居的“新村”实验，并且在北京家中成立新村支部。此举既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热情赞助及积极响应，也遭遇到来自胡适、鲁迅的迎头痛击。昙花一现的新村运动在中国大陆虽然像光彩夺目的肥皂泡沫那样一触即破，诸如此类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貌似新颖实为破败的乌托邦运动，却像集体无意识一样潜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

一、周作人探访日本“新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期间，周作人正在东京探亲。他于5月18日赶回北京，亲眼见证了发生在6月3日的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6月14日下午，周作人与北大同事李辛白、王抚五等六人前往探监，遭到警方拒绝。

7月2日，周作人启程赴日本迎接妻子儿女回国。7月6日上午，他从日本门司港乘坐火车前往日向福岛町。7月7日下午，他抵达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日向儿汤郡大山深处的“新村”所在地福岛町石河内村，享受到了入住武者小路实笃家中的特殊荣誉。

所谓“新村”，是1918年由日本贵族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创办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区。武者小路是白桦派著名作家，他深受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人影响，尤其佩服托尔斯泰晚年的“躬耕”生活。《新村》杂志于1918年7月的创刊，标志着日本新村运动的正式启动。同年12月，武者小路在日向购买田地建立第一个“新村”，他的新村理想中虽然有消灭私有制以实现共产互助、无产大同的理想成份；他所实施的却是明确反对暴力革命的另一种极端实验。他仇视所有日本左翼及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他们所采用的列宁主义式的暴力革命的斗争手段。他所主张的人之人为人的自我价值，并不是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以人为本的个人生活自由自主、自限权利、遵守法治、自我健全，二人世界及契约双方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常态价值；而是前文明的农耕等级及宗法专制社会单边片面、唯我独尊、无限膨胀、自我神化以至于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超人价值。用他自己的原话来说，“那些居于大众之上，能够怜悯、爱护、领导他们的人，就是真正的天生的贵族。”

1918年，武者小路在歌颂日向新村的诗歌中，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单边片面、唯我独尊、自我神化、普度众生的超人情绪：“新村的使命/从现在开始必须更加充分地开展。/朋友们！现在是加紧马力的时候了/比从前更要加紧。加紧！/我也在加紧！/我们要把新村/跟这个可怕的时代/转化成为那酿造幸福时代的发酵面团。”

到了1942年，武者小路的这种以超人自居的价值观念，竟然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宣传同流合污。他在《大东亚战争之我观》的小册子中公然声称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日本以及全体亚洲人而与英美帝国主义抗衡对决的一场圣战：“我们绝对不能输！/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胜利！/为了天皇、为了日本、为了东亚的人民、为了整个亚洲，/为了全人类——/我信一定要胜利！”

周作人早在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中，就发表过一篇《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查勘周作人日记中的相关记录，他于1918年10月25日给日本《新村》杂志寄去一年订阅费一圆二十钱，11月6日，他收到新村本部于10月30日寄出的信件。11月9日，他又收到新村本部于10月30日寄出的三册杂志和一份会员章程。对于初创时期的新村运动来说，这份来自异国他乡的关注支持，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在同年十二月号的《新村》杂志中，发表有武者小路的《短诗二十四》，其中第三首开头写道：“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诗中的“一位支那人”指的就是周作人。周作人陆续收到《新村》杂志后，专门写作一篇在中国大陆最早介绍日本新村运动的文章《日本的新村》，刊登在1919年3月由高一涵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3号中。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充满感情地赞美道：新村“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人生的福音。”新村运动的意义在于“建设模范的人的生活”；新村运动的好处在于既“顺了必然的潮流”，又可免“将来的革命”。这种既向往“社会主义”又畏惧“社会革命”的矛盾心理，其实是半新半旧的文化人所面临的最为纠结也最为严峻的人生悖论。

1919年7月8日，周作人在武者小路陪同下在石河内村实地考察。7月11日，周作人在武者小路和松本长十郎陪同下离开“新村”。

7月29日，周作人在日本写作完成《访日本新村记》，其中尽情表达的是一种天堂净土、精神家园般的朝圣情绪：“我们平常专讲自利，又抱着谬见，以为非损人不能利己，遇见别人，——别姓别县别省的人都是如此，别国的人更无论了……我在村中，虽然已没有‘敝国贵邦’的应酬，但终被当作客人，加以优待，这也就是歧视；若到田间工作，便觉如在故乡园中掘地种花，他们也认我为村中一个工人，更无区别。这种浑融的感情，要非实验不能知道；虽然还没有达到‘汝即我’的境地，但因这经验，略得证明这理想的可能与实现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极大喜悦与光荣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周作人总结说：“我此次旅行，虽不能说有什么所得，但思想上因此稍稍扫除了阴暗的影，对于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气，都是所受的利益。”

二、周作人设立新村支部

1919年8月号的日本《新村》杂志，几乎办成了“周作人新村访问纪念号”。其中第一篇为周作人白话诗《北风》的日文版，诗后注明“转载自《新青年》六卷三号”。武者小路当时的妻子武者小路房子写作的人物介绍《周先生》，也刊登在这期杂志中。武者小路在该期卷后的《六号杂记》中也专门介绍说：“支那第一位新村会员、向支那介绍新村的周作人兄专程来访，大家欢喜雀跃。但那几天一直下雨，只有一天是阴天，周兄和大家一起去种了甘薯。碰巧那天茶臼原孤儿院的五、六个学生来参观，也帮着种，所以工作进展顺利，大家心情愉快，都很感谢周作人兄的厚意。”

1920年即大正九年的日本《新村》杂志2月号，在“支部新设”栏目中公布了北京支部的联络方式：“支那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方”；“方”就是“收转”的意思。武者小路在该期《杂记》中关于此事有专门说明：“北京支部在北京市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兄处设立，这为支那会员以及有关新村的咨询提供了方便，我们深表感谢。”

访问日向新村的周作人，终于找到自己梦想中的天堂净土、精神家园。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到处做报告、写文章鼓吹新村运动，反复强调“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与人类、物质与精神、“肉”与“灵”的高度“调和”，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高度统一。周作人热情讴歌的新村运动，一度得到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广泛支持。1919年8月17日，由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第35号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标题，公开刊登正在昌黎五峰山避暑写作的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一封来信，其中写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这是《新青年》同人对于“仲密”即周作人热心宣传发生在东邻日本的这场完全不具备创新价值的低级原始、共产互助、变相隐居的“新村”实验的最早响应。1919年12月18日，周作人把武者小路实笃写给《一个青年的梦》中文译者鲁迅的书信译成中文，并且在“译者附记”中介绍说：“武者小路先生的《一个青年的梦》的译本，在《新青年》上面，从七卷二号起，分四次登载。我写信给武者先生时，说及此事，并问他对于住在中国的一部分的人类，有什么意见，可以说说。承他特地写了这一篇寄来，实在很是感谢。本来我想请鲁先生译了，登在《青年的梦》的前面，但鲁先生现在回南去了，要明年才得来京，所以便由我翻译了。”

这里的“鲁先生”，就是以匿名隐身方式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文章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从1919年8月2日开始，鲁迅在同胞兄弟周作人和同乡后学孙伏园的影响和支持下，着手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反战戏剧《一个青年的梦》。由于他于1919年12月1日启程返回绍兴老家，迎接母亲鲁瑞、妻子朱安以及其他家人到北京定居；同时也由于周作人不方便向武者小路及广大读者公开披露鲁迅的真实身份，由周作人翻译的武者小路写给鲁迅的书信便只好冠以《与支那未知的友人》的标题公开发表。

1919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中文稿写作“附记”：“现在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感情，是坏极了，这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的确很不好，武者先生也承认的。但我们并不是说：凡有住在日本的一部分的人类，都是想借了中日亲善的口头禅，来侵略中国的。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都抱了人道主义，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就是别种新思潮的团体，如黎明会新人会等等，我们也信他决不赞成侵略主义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盲从了他们政府，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真心与中国人携手，同兄弟一样。”

1919年12月31日，前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附记”中写道：“现在看见了武者先生底来信和诗，可见他们也有很觉悟的人；不但他自己觉悟，他还希望我们觉悟来敲我们的门了。……今天是一九一九年底最后一日，我希望全人类的姊妹弟兄们都把以前的旧梦打破，以前的污浊、罪恶、羞辱，都随着旧岁同时消灭，从明年明日起，大家总要真心接触，随着新年面目一新，不再将手去染血，都流额上的汗，不再借金钱为力，都委身于真理，把从前用在互相猜忌的力量，用在互相帮助做人类有益的事！”

周作人翻译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的中文稿，连同他自己的“译者附记”以及蔡元培、陈独秀的“附记”，一起刊登在1920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3号中。1920年3月11日，已经南下上海的陈独秀又在致周作人信中咨询说：“二月廿九日来信收到了。《青年梦》也收到了，先生译的小说还没有收到。……昨接新村支部底告白，不知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或有实际事业在北京左近，此事请你告诉。”

“新村支部底告白”，指的是周作人继1920年2月号日本《新村》杂志公布北京支部成立之后，在中国国内宣布成立新村北京支部的启事。《新村北京支部启事》由陈独秀经手刊登于《新青年》7卷4号。随着“新村”北京支部的设立和新村运动的风行一时，周作人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他在政学两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一时间攀升到了人生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