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革命”也许是个伪命题

最近我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威胁将关闭土耳其境内的Youtube和Facebook网站的事件，以阻止他的政敌在这两个网站上发布音频文件，埃尔多安称该音频文件“捏造”他涉嫌腐败的事实。尽管土耳其总统认为关闭这两家网站“不可能”，但埃尔多安还是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封杀Twitter，并威胁将对Face book和YouTube采取同样措施。

联想到2011年北非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很多媒体报道说，Facebook、Twitter和智能手机在北非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我甚至看到一份报纸上的标题把当时的埃及政变叫做“Facebook革命”，也有人把发生在突尼斯的事件称之为“Twitter革命”，媒体好像很喜欢将大量类似的事情归咎于Twitter、Facebook和社交媒体。不过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这么说吧，我承认这个时代的多种形式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在促使此类事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它们确有帮助，可需要强调的是，它们并不是原因。所以，我乐于去反驳那些天生的，伴随着每一种新通讯技术的出现而形成的乐观观念。

我想强调的是，在土耳其、突尼斯、埃及发生的事件背后的真正推动力是沟通的便捷化，以及人们表达感受和意见的相对自由化。显然，是科技让基于Facebook和Twitter的新型沟通方式变得可能。但是，科技推动变革的作用由来已久。实际上，历史上任何一次大事件都在证明，利用科技可以将人们召集起来，这甚至可以追溯到使用手写文件传播思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科技”就是墨水、钢笔和纸张。这几样东西作为当时最广泛的沟通方式，创造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并促使了社会变革的发生。

如果从历史追溯，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电报机制的成熟加速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进展。到1860年技术成熟的电报技术使大规模的协同合作成为可能。作为一种战略，协作可能被阻止或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许多层面上，无线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线电以对讲机的形式直接应用于作战以及海上舰对舰通讯，还被用来向人们的家中发送即时的消息，它成为很关键的因素。这之后，另一个重要角色出现了，这就是电视。而现在呢？战区摄像机无处不在，YouTube和其他独立媒体机构已经代替了TV。这意味着移动图像时代的到来。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不久前苏联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在一次集体活动上对观众说，是传真机的推波助澜，导致了前苏联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壁垒的第一次破裂。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他接着说，信息技术的作用对于俄罗斯的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他会接纳它。这让我想起20多年前有篇很出名的文章叫“传真会让你自由”，现在呢？我们会如何考虑这一问题？这样艰巨的使命就能轻易转移到手机或是互联网上了么？

在过去，信息技术有利于政府或是当权者，因为它是一对多的。这就是为什么上世纪30年代的革命者试图占领电台——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大众传播信息了。今天的技术则都是多对多。每个人都连入网络，但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控制。所以，试图压制信息的传播，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很可能是徒劳无功的。

不过，将类似的事情归咎于Twitter、Facebook和社交媒体，则是有失偏颇的，如果非要把这些事件跟当前的科技成果挂上什么关系，我认为可拍照手机其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当年北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真正引起骚动的并不是振臂一呼的召唤，而是那些围绕这些事件的各个角度的、独特而富有吸引力的视频和照片，看起来，人们非常乐于观看这类的照片或视频内容。

在美国“911”事件、美伊战争等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由于可拍照手机先于其他媒体传达受众，一举成名；在这几年时间，它又突破其他主流媒体的沉默，扮演了类似危机预警和告知的角色，获得社会的重视。由于上述事件，不少人将手机誉为和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并列的“第五媒体”，这真是很有趣的现象。

麦克卢汉早就预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他认为技术的任何进步都会使人类更有效地生活和劳动，媒介具有有机体的性质。我们常常用“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上互联网冲浪”来形容使用这些已是公认的媒体，但总让人感到还没有达到他所说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境界。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链接，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而是“人的延伸”。

从这个意义上讲，“手机媒体”将是互联网出现以后，即数字化以后的新的媒体克服原有媒体不足，实现自己的一种方式。它的传播介质将更加适于信息传播。虽然它依附于互联网，但具有自成一体的无线网络。比起有线网络的电脑，基于无线网络的手机媒体对信息的处理更加及时、迅速，互动性更强。它小巧玲珑的形体优势，使得它比笨重的电脑更易携带和装饰，从而更符合个体的需要。虽然它的受众群从时空上来讲也是广泛和分散的，但以手机号形式出现的受众比起以IP地址出现的电脑网民更加固定和容易确定，从而将受众与上传者的隔离抹掉。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但它也反面地证明了这些新媒体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美国政府对互联网自由所持的态度也不是严格一贯的。它欢迎全球信息自由而又谴责维基解密，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棱镜门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谈论“维基解密革命” 跟说“Twitter革命”一样荒谬。这信息爆炸时代，只要轻轻按一下手指，拍摄几张照片或是视频，就可以制造出爆炸性效果，在一个言论自由、网络畅通的社会里，这种游戏与犯罪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些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观众和事件之间创立了独特的连接关系，而图片则散发着真实的气息。而且因为这些活动瞬息万变，这些视频和图片使其变得更加直接和可怕。

如果把一个社会向前推动的变革全都寄托在科技上，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事情要比这复杂得多。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事件都是没有领导的，似乎是起源于自发的愤怒，而这种愤怒是由图像引发的。这意味着这一举动可以被“赞成者”或“围观者”进一步利用，这可不是好事。信息自由，特别是互联网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机会。但别忘了，这里也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