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搞暗杀，蒋介石借势独裁

数名凶手埋伏在门前，只等廖仲恺的车子驶来。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5分，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以及监察委员陈秋霖，坐着第103号汽车从东山住宅赶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人同时下车，并行到头门石梯处正欲拾阶而上，枪声响了。

据当时《申报》报道，三名凶手预伏在两侧，二人在廖仲恺身后用左轮手枪射击。廖先中两枪倒地，尚以手撑石阶作欲起状，凶手再发两枪，遂不能起。其身中四枪皆要害，一枪在头部，一枪右乳旁，一枪右腹部，还有一枪在肺部，子弹皆从后背入。何香凝命卫士将廖仲恺扛上汽车，送百子路医院医治，中途廖即气绝。抵达医院后，尸体被放诸第一大楼，“浑身血染，死状至惨。”

这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廖仲恺遇刺案。当斯之时，黄埔军校刚刚创立一年多，孙中山过世尚不及六个月，革命阵营里的路线与利益冲突呈燎原之势，其剧烈已到你死我活程度，国民党内左翼领军人物廖仲恺遂成此一阶段斗争的牺牲者。根据事后的调查和审讯，涉案者多为革命阵营内部人物。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接班问题上，与汪精卫具竞争关系）受此案牵连，而被放逐海外。在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支持下，掌握枪杆子的中枢人物许崇智，也被部下蒋介石夺了权。由党内纷争引发的暗杀行动，最终也促成了革命军的内部重组。在接下来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中，蒋介石成为了最大受益者。

1、“国葬”

在遇刺之前，廖仲恺已经听到于己不利的风声。夫人何香凝曾希望他多配两个卫兵防备，他则以每天开会或演讲，防无可防为由婉拒。心细的何香凝还是多派了一个便衣卫士随从他，并知会了当时的公安局长吴铁城。

遇刺当天，国民党中执会正为广三铁路罢工事召集会议，廖仲恺夫妇即为此而来。据何香凝事后回忆，下车后，她与一位女同志正说话，就听见“啪啪”地好像爆竹声音，一转脸，廖仲恺已倒在地上，监察委员陈秋霖痛楚地挨着两步，也倒下了，卫兵亦中枪。何香凝一边大喊捉人，一边低身扶廖仲恺，子弹就从她头顶飕飕而过，头皮感觉得到热气。平时中央党部大门有警察站岗，那时却迟迟不见警察来捉人。

按照《申报》报道，当时廖仲恺所带的四人卫队已先入中央党部，听到枪声急出，而后放枪向凶手射击，凶手也拔枪抵御。凶手当场被击毙一人、重伤一人，另有三人分别向东园路和小东门跑去，终未被抓获。（记者按：申报此说不确，应是凶手重伤一人，其余逃逸）

至于陈秋霖，也因腹部中弹，肠破裂，在几天后身亡。还有四名受轻伤者，包括卫士、宣传员、车夫和一名路人。

廖仲恺遇害时，身兼多职，是国民党内重磅人物。他是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很多公共团体也有兼职。

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四个最具实权的人物，即是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和廖仲恺。廖思想左倾，与共产党的共识交往远多于胡汉民这类国民党右派。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立开紧急会议，下令各机关和工会即日起下半旗致哀三天，同时宣布加紧戒严。廖仲恺遗体暂厝于永胜寺，5月21日入殓，古应芬（广东省政务厅厅长）、李文范（广州国民政府秘书长兼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和连声海（广州大元帅府秘书）被派办理丧务，另国民政府秘书处、财政部、财政厅、公安局、南海县、番禺县也派人参加治丧办事处。

丧礼采取所谓“国葬”规格。按《申报》报道，国民党发出通告，凡党员臂缠黑纱七天，其余各军民政机关人员缠黑纱三天。

廖仲恺的遗体在广东公医学校礼堂入殓，正午12时，由河南购买的1400元棺柩始运至，殓服用国民党代表的黄呢制服，足登黑皮靴，还嵌以青天白日的党徽。棺柩停在礼堂正中央，除何香凝及儿女廖承志、廖梦醒，廖仲恺之弟廖朗如外，现场还有汪精卫、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及各机关重要人物五十余人。廖仲恺遗骸入棺时，“汪精卫大哭失声，与廖之家属哭声相应，令人鼻酸。”

棺木合上后，覆以红缎党旗。12时30分，棺柩被汽车运到国民党中执会，工人纠察队五大队、农民协会、党军及学生军数千人在车前引导，50分钟后抵达党部，而后在这里举行了仪式，军政要人先后致祭，车马塞途。

廖仲恺迎来身后哀荣，但“国葬”的表象，掩盖不住长期积聚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在这位军政大佬逝后，重新洗牌的机会到了。

2、内斗

在刺杀廖仲恺案现场，被击伤的凶嫌名叫陈顺，此人为粤军南路司令部军事委员，8月24日在医院不治而亡，但从其身上所获得的线索，则指向广州公安局侦缉梁博、原香山县县长朱卓文等人。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以及许崇智部粤军的很多将领都被牵连进去。

胡汉民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是汪精卫党内最有力的政敌。胡汉民思想右倾，与廖仲恺不睦。鲍罗廷和陈公博事后均曾提到，胡汉民曾被部下问及是否要干掉廖仲恺，他沉默不语。他的堂弟胡毅生此前则有公开的反廖言行。

所以廖仲恺遇刺后，虽无证据，但坊间几乎均将杀人幕后指使指向胡汉民兄弟。

在黄埔军校，廖仲恺是党代表，胡汉民则并未担任重要职务，只是阶段性出任过政治教官。但在当时的权力序列中，黄埔军校还没有那么重要，就“后孙中山时代”的权力格局而言，胡汉民比廖仲恺更有接班可能性。

因胡汉民与廖仲恺素有矛盾，故在刺杀案后成立的“廖案特别委员会”中，他被排除在外。该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苏联顾问鲍罗廷出任顾问。

廖案发生后，胡毅生外逃，胡汉民软禁在黄埔军校，而后被强令出洋。但在接下来的国民党“二大”中，胡汉民又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他的弟弟胡毅生也未出现在“廖案人犯”名单中，汪精卫且有公开为胡汉民辩解的言辞。广东历史学者曾庆榴认为，这是汪精卫与蒋介石此时需要争取胡汉民共同对付他们当时最主要的政治反对派——西山会议派的缘故。当时，以谢持、邹鲁和林森等人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反对国民党中央“容共”等政策，要求广州国民党中央“停止职权”，构成国民党内部一大分裂。

其实在“反共”诉求上，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有相当一致之处。在当时国民党内部的风暴中，如何处置孙中山生前“联共”主张，激起了莫大漩涡。（删）

廖案引发广东政局变动，在事发后半个月，《申报》公布了一则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的内部谈话，大意是：此次廖氏被刺，纯然为反动分子所为。此种分子，大概由帝国主义走狗、失意政客和无聊军人组成。暗杀廖仲恺，不过是第一步计划，第二部计划是强加国民政府以“意图共产”的恶名，煽动军队将其推翻。政府为完成革命的目的，不能不下决心以肃清反革命分子。许崇智和蒋介石还表示，“政府力辟共产谣诼之宣言”已多次见诸报端，无奈反革命分子还“故意制造共产谣言以图倾坠政府”，要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绝非共产主义，国民党亦非共产党，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也不是共产政策。

此时的国民党中央，在大政方针上坚持内外有别原则。虽然对外撇清“共产”关系，但在内部则仍贯彻“联俄容共”主张，与西山会议派等构成紧张态势。

3、“共产”纷争

国民党的容共主张，不独引发外界侧目，也在内部导致纷争。

原本被孙中山纳入麾下的滇军将领杨希闵、胡思舜等人，就曾在廖仲恺遇刺前通电反对共产主义，认为中国人民的智、德和生计程度尚不足以语此，即便苏俄也幡然变计，力图发展农工实业。他们还援引孙中山的话说，共产不宜于今日中国。

他们在通电中，指控蒋介石、廖仲恺和谭平山等人“利用俄人私相勾结，代彼宣传，冀以少数党人专制革命，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杨希闵表示，为制止这种传播，滇军因此喋血也在所不惜，只要一兵一弹尚存，“必尽力奋斗剪除少数赤化党人，光大我先帅三民主义。”

在发布的三项声明中，杨希闵首先把“服从三民主义，贯彻国民革命精神，拥护真正国民革命政府”放在首位，而后表示，地方行政统由人民及国民党统治主持，各军不干涉，促成军民财政统一。最后则是，非经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不受任何方面支配并赞助入桂联军速定滇乱，无论是何军队“除赤化者外概与联络”。（《申报》1925年6月8日）

从杨希闵的表态看，他已将廖仲恺等人视为“赤化”份子。在进行抨击时，他也表明效忠孙中山之意。这是当时革命阵营内斗时颇为吊诡的现象，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他们均宣称是在服从孙中山的教诲。

其后窜起的西山会议派，也代表了国民党内另一拨的欲与共产划清界限的势力。

廖仲恺生前也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据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回忆，在遇刺前一周，廖仲恺来到胡家，对胡汉民说：“你相信我不是共产党吗？外间许多人都以为我是共党分子，汝意云何？”胡汉民回答：“你从事联俄之工作，乃总理所命，乃党之决策而派你执行之，并非汝私意为之。外间虽有所误会，我则绝对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也不会被共产党所收买。”在遇刺前一晚，廖再度前来，只因胡汉民没在家而落空，廖仲恺称第二天再来有急事相告。但次日一早，廖仲恺即被刺死。

胡木兰的回忆，似有为乃父开脱的意味。如果胡汉民当天真的说过“绝对相信”廖仲恺的话，那也更像是言行不一的场面应酬而已。在廖仲恺遇刺前一月，孙科、邹鲁、吴铁城、林直勉和胡毅生等人就曾多次在胡汉民家开会，攻击廖仲恺为共党所利用。胡毅生虽似因政治原因而未进“人犯”名单，但与会的林直勉则被列入。

抛开国共两党的内部评价不谈，外界舆论也普遍以内斗自残视廖案。政治立场相对独立的《申报》曾刊发时评《自残之可忧》，内称：自斗之极至于自残，此大可忧者也。广州之枪击廖仲恺案，上海之捣毁总工会案，此即自残之先机也。盖自斗尚为不同地位之人之行动，而自残则且尚出于同一地位者矣。天下有一至显之理，合则力大，分则力小，分之愈多则力愈小，分之后而各以力相消，则不特小也，且可反成负数。此自斗自残之所以大可忧也。

借着廖案的整肃，胡汉民失去中枢地位，蒋介石更在鲍罗廷的支持下上位，成为党国无出其右的军事领导人。

4、赢家蒋介石

因廖案而设的特别法庭，在1926年7月13日完成对凶嫌的宣判：梁博等人被执行枪决，另有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对廖案做过深究的学者曾庆榴认为，该案的能见度很低，虽然兴师动众侦查和审讯，且最后宣布全案告破，但案情依然不清不楚，有一些内幕尚未揭开。

廖案发生时，军权仍主要掌握在粤军统帅许崇智手中，许也是特别委员会三人组成员，被授以处理廖案的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但形势的发展于他越来越不利。

粤军第三军长李福林在廖案发生后三天，向特别委员会检举，称一个月前他和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等粤军将领曾在广州河南大塘召开会议，内容主要是“反共”和“推翻许崇智、蒋介石，重组政府”。蒋介石在未获许崇智同意的情况下，先将张国桢、杨锦龙逮捕。后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干涉下，许崇智又被迫同意拘捕梁鸿楷。

很快，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的许崇智地位急转直下，1925年9月19日，蒋介石宣布广州全市戒严，以“解决反革命各军”，并率军包围许崇智住宅，在写给许的一封信中劝他暂离广东。许崇智前往上海后，蒋介石对粤军的进一步整肃，成功“收束粤军一切事务”，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军事实权派。

学者曾庆榴表示，廖案发生前，蒋介石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他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他无疑是因进入廖案特委才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的。而蒋介石的关键起步，应从以武力驱逐许崇智、并吞粤军算起。这事实上是蒋在汪精卫许可之下，以武力向他的顶头上司夺取军权的行为，是蒋扩张军事实力，进而篡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发端。从倒许开始，几个月时间内，蒋靠着手中的枪杆子，一步步攀上了国民党权力的巅峰。

在廖案发生时，国民政府除了黄埔军校外，尚有各军自办的多所军官学校和讲武堂。借廖案整肃粤军之后，1926年1月，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改组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提案，将所有这些学校都并入黄埔军校，统一进行军事教育和军官培养，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为副校长，党代表是汪精卫。

这预示了蒋介石和黄埔系时代的真正开端。

旧闻

《申报》1925年9月3日，《廖仲恺被刺逝世三志：凶手尚在研讯中，政府下令优恤国葬》（义罗）：

民党要人廖仲恺被人狙击逝世一案，迭详前报。兹续闻刺廖之凶手当逃逸之时，有一凶手逃至越秀南路某木店前，将行凶之手枪一支掷入该木店内而逃。店东某恐被株连，旋将该手枪送往警察五区二分署发落。至当场被枪伤就获之一凶手，前传其在医院已毙命，但昨据另一消息，该凶手尚未死，而且伤势已有起色。政府于二十晚派地方检察厅区某赴院审讯，由财政部秘书长陈树人录供。审讯历五时之久，闻供词所关甚大，政府为彻查计，供词暂未宣布。据传该凶手为某部士兵，现已将该兵介绍人一并拘获研讯。至于执获凶手之枪照，内所书姓名，闻系与某军司令之姓名相同。日昨政府已将该司令扣留，至真相如何，须待审讯结果始能详悉。

历史与现实不再是任由打扮的小菇凉，在这里围观权力卸妆后的容颜。爬梳档案，采访时人，最具原创性和现实感的新锐评论。请关注韩福东微信公号‍‍‍‍：‍‍‍lishiyuxianshi

或扫描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