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远离聚光灯的“红二代”

文/钟瑜婷（新周刊记者）

刊发/ 《新周刊》第413期（新周刊2014年2月下）      原标题——《“红二代”研究者周海滨：使命感的另一面是无力感》

2009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有迫切说话欲望的“红二代”老人们出现在众多的纪念活动上，我开始了我的采访。迄今为止，已陆续访问了三十余名“红二代”。他们眼中的父亲很人性化。

人们对红二代的普遍误解是以为他们是利益的享有者。事实却不是，多数的红二代已经远离聚光灯的中心，就是一群到了退休年纪的普通老人。很多曾经家世显赫的老人，骑着破旧单车前来接受采访，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人求我，帮忙为他亲戚找个实习单位。上万的“红二代”指代的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群体。强烈的使命感伴随日益剧增的无力感，是他们的最显著特征。他们自认是“国家之子”，但却发现父辈的话语和理想已逐渐脱节于时代，甚至被遗忘。我在访问中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越发现自己与现实的距离，他们与往昔岁月越紧密。像唱堂会一样，他们中有主角、配角，舞台上、舞台下的区分，但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共同诉求——积极寻找平台为父辈理想发声。除了“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将军后代合唱团”这类的社会组织，他们还经常接受全国各地方政府的邀请，参加纪念活动。或者到各地的红色爱国教育基地，参加毛泽东诞辰、朱德诞辰。

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走进聚光灯，找回存在感。他们想：“我的父亲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之一，这个国家存在一天，我就有义务和权利来谏言。”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之子，有天然的合法性参与国家建设。我采访的第一个红二代是陈毅之子陈昊苏，跟他同批及更早的“红二代”的父辈都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学文科，而是想让孩子学理工科，比如叶正大（叶挺长子）、罗箭（罗瑞卿之子）、陈知建（陈赓之子）、胡木英（胡乔木之女）等。老一辈人认为学理工科能救国，而学文科就会写写文章，空谈误国。由于时代的筛选，“红二代”演变分化成了不同的派别。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老人们绝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摩擦与碰撞。再看看当下出现在舞台上的这些人。有一拨人是“红色主流派”，这个圈子紧跟权力中心、高举红色旗帜。比如徐文惠（徐海东之女）、胡木英，经常出去宣扬红色文化，唱唱赞歌。另一批像胡德平（胡耀邦之子）、陆德（陆定一之子），思想上更为开放，可以称作“红色市场派”，之前秦晓和孔丹的争论，也体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还有个别人也在为国献言献策，但采取的方式内容较为超脱，比如推崇传统文化的叶向真（叶剑英之女）。他们的精神传承源自于父辈，群体派别分化也是源于父辈派别的分化。很明显，父亲跟谁好，孩子就跟谁走得更近。有一些盘根错节的联姻关系，让他们的家族利益诉求延续到第三代、第四代。但无论左中右，他们都是维护当下政权，对共产主义保留信念的。

红二代对父辈的情感认知没有太大的分歧，都认为那个大浪淘沙的时代，父亲为了救国救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当别人说三道四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不可理喻，他们当中有的人认为父辈受委屈了。对现实，他们基本上都感到不满，尤其怨恨贪污腐败现象以及严重的贫富分化，才会说出那句“我爸是为谁牺牲了”。许多红二代私下里都认同应该反思“文革”，认为中共要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给未来的人一个交代。这很正常，他们的父辈以及他们自己，基本上也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人性的黑暗都经历了。当然，很多人同时还是迫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