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比《罗马人故事》还好

稿件经作者马庆云授权于百家发表

（文/马庆云）数日前，潘绥铭教授因为研究采访不能开据有力发票的事情，而被聘用的人民大学从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并有消息称，其已经被提前退休。性学教授的研究采访，在很多时候均无法开据相应发票，这也是基于受访者及其单位保密的原则。一时间，关于发票问题的讨论很多。但是，对潘绥铭教授已经出版的书目内容的讨论则相对较少。笔者曾阅读潘绥铭教授1999年出版的《存在与荒谬》一书，并此后一直关注这位老师的新书与新文章。

《存在与荒谬》一书，是潘绥铭教授及其团队1996年前后的研究实录。这本书，比之于作者之后的著作，则纪实手法更重，而理论运用更少。至此之后，潘教授很少发表这种近乎于报告文学一样的记实文章和书目了。近些年，这位学者多以性学理论和性革命乃至于老年人的性生活等方向立论，立论高度虽然不容小觑，可如《存在与荒谬》一样“血粼粼”的真实的东西，却仿佛已经偃旗息鼓。而该书自创作起，到当下，已经接近二十年，重新来读，依旧颇具价值。

这本书，以中国的五个地域为蓝本，实地考察了各处的性产业状况。第一处，珠三角某镇。第二处，华南腹地某开发区。第三处，湘黔交界处某金矿。第四处，东北某镇。第五处，南方某镇路边性服务店。这五处性产业密集的地域，虽然不能全部反应中国二十年前的性产业风貌，但可以作为管中窥豹的功效出现。其中各自反应出来的问题，至今看来，依旧触目惊心。

在对珠江三角洲某镇的地下性产业调查采访中，潘绥铭教授明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以侨胞为主的珠三角乡镇，经济发展是依靠香港、台湾乃至于日本侨胞带动，而随着外来人口慢慢三倍于本地人口，性需求也极具增大，隐性的市场潜力催生出了包括洗头房、异性按摩、KTV等在内的卖淫场所。

同时，这些地下的性产业，早已与当地的经济产业融为一体，甚至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珠三角此镇的当地居民逐渐失地，最后有大量剩余男劳力从事摩的工作。而摩的工作，最重要的客户和消费需求在于，嫖客在性服务门店找好服务人员之后，摩的将消费者和服务者送走。因为这一产业的强势存在，该镇虽然通往外省的长途客车多达60多条，但镇内却一直不能上马公交线路。

潘绥铭教授也关注性从业者的组织管理问题。他发现，当地的从业者，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工厂打工后转化而来，甚至也有一部分，是白天从事工厂劳动，夜间从事接单活动。该书中，大量收录当地从业者的采访实录。从资料价值角度来看，直接反应与整理了二十年前性从业者的真实心态。从文学角度来看，该书又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群生相的图谱，让该书极具阅读价值。

在对华南某腹地开发区地下性产业的采访中，该书又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该新开发区之所以可以形成性产业，是因为不远处市区的过度开发造成此新开发区成为“鬼城”，经济和商业建设没有跟上，而因为此地消费水平比市区相对低廉，所以有大量入城车辆停留，外加上此地处于派出所的责任不清之地，所以，三不管，因此，性产业蓬勃发展。

这无疑又给我们提供了华南腹地某城乡结合部的性产业图谱。《存在与荒谬》一书，更是从该地的性服务起源说起。最早，是一个女人与过往的司机“搞破鞋”，还被判了“女流氓罪”。再后来，因为政府修路和过往车辆增多，而沿线小卖店开始增多，与此同时，供人住宿的旅店也开始增多。至此，90年代以来，该地正式形成实质意义上的红灯区。

而该地红灯区，又是此华南腹地甚至可以说最早产生酒吧等“西洋景”的地方。这与该地曾经是以发展房地产业为主有直接关系。当地政府曾经为发展此新区而招商引资，多是香港外资前来开发地产。香港资本为此新区带来“西洋景”。而很长一段时间，新区红灯区以有酒吧等洋玩意而对面主城区没有为荣。

《存在与荒谬》一书，更是说出了此中较为“荒谬”的一端。虽然扫黄一直是我们宣传工作中的重点，可是该地的性产业却已经深入当地的整个产业链当中。因此，也就出现了书中扫黄之前，各家门店便已经知晓，不过是闭店几天，不做生意的群像。在这种一边名义上要扫，一边实质上又已经依赖的情况下，出现了两件有趣的事情。

第一件，自然是女人大代表们要选自己的女领导，试图进行实质性扫黄，以挽救夜不归家的女领导的丈夫们。第二件，则是该地的性产业一直处于低端不发展的状态，并未实现任何有价值的产业升级。《存在与荒谬》一书，用曲折笔法告诉读者，当地部门默许红灯区的存在，但又不愿意让其有产业升级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潘绥铭教授作了较为扎实的红灯区门店和性从业人员收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他们的收入并不高。该书甚至有一段专门写到，某性从业女性因为饥饿而昏迷。

在对湘黔交界某金矿性产业的调查中，我们又看到了漫山走窝棚卖淫的状态。《存在与荒谬》一书，极尽翔实地记述该处金矿的偏远、交通不便与形成的过程。继而，该书写到矿工和工头们住宿的山端帐篷的狭小蔽塞。在这个前人后脚踩着后人前脑的直立坡度上，住着数万的男性劳动者。也是在这个坡度上，女性性服务者蜂拥而来。

潘绥铭教授写到，最早的性服务，不过是从山下往山上挑货物的当地女性山民时不时地半推半就地对矿主在树林里边服务一次。后来，窝棚区出现小卖店和饮食店，逐渐出现了一些跳舞池。这些地方，都是供人性消费的场所。在狭窄闭塞的空间内，该书直言了另一种真实：女性性从业者和男消费者，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做，很多都不避讳人，甚至有专门以听床为乐者。

该书更是记录了女性行从业者的心态和管理方式，乃至于以数据统计的方式，整理出各处的较为真实的收入。令人大跌眼眶的事情，是他们的收入也并不高。乃至于性消费的主力军，他们之所以能消费性，也不过是工资日结，看似有闲钱罢了。

以上三处，为潘绥铭教授自己调查。后边两处，则为团队他人所著，所以用附录形式存在。在对东北某镇红灯区的调查中，该书竟然得出这样一个“事情”：该镇的全年财政收入与歌舞厅收入齐平，甚至不及红灯区收入。进而，该书追问，谁才是此处红灯区的消费主力军呢？《存在与荒谬》更是大尺度记录，“某某歌厅是某某领导的……”，如此种种，触目惊心。

《存在与荒谬》一书，在用数字的方式论证性产业对当地产业的融入与很难分割。它的可读性则在于，很多章节近乎于讲故事。而它的价值则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二十年前的地下性产业的真实状态。二十年前如是，二十年后，我们当思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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