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女权倡导者跟读者玩了哪些猫腻

稿件经作者马庆云授权于百家发表

（文/马庆云）今天读到署名“毛利”的文章，对《撒娇女人最好命》这部电影极尽嘲讽之能事，其实也没逃脱那帮变态女权倡导者的老路子，不过是说该部电影故意丑化女性、女人不应该撒娇而应该独立等等，只是这个“毛利”的文字更凌厉、乖张，并且拿着这种凌厉与乖张洋洋自得。

最近几年，任何的东西打上主义的标签，都可以兴风作浪起来，当然，这种兴风作浪，幕后是有既得利益的。比如，反皮草主义。老马前些天写文章批评这种到商家门口抵制人家消费者的行为，便有内行人悄悄发微信到我公众号告知，这个主义，就是动员脑残的，用这帮脑残来炒作，一个内部人士带头拉拢一帮信徒，然后就抗议起来的，换回来的，自然是皮草节的火爆宣传点。

再比如，某市曾有个知名大妈买了一些公交站点的广告，在情人节的时候投放了一下，内容上属于反对婚前性行为主义的。大家都骂这位大妈是脑残。其实，她一点也不脑残。她是拿这几块广告牌向某权利机构申请活动经费的，而且还特别主旋律。

类似的，还有很多。仔细看看那些主义的倡导者，实乃是为了经济利益奔波，他们信仰的，只有赚钱主义。说到女权主义，尤其是变态女权主义，实乃也是这个路数的。拿那个“毛利”为例子，她的书稿存在的炒作点就在女权上，说白了，她是靠这个吃饭的。

眼目下，很有一些乖张、凌厉的青年女作家靠嚷嚷女权过活儿。这是非常讨巧的一件事情，因为她们应用的，不过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必然需要面对的所谓“仇恨”——女人对男人的“仇恨”。无论是反皮草主义，还是反婚前性行为主义，利用的，都是一种架不住推敲的“仇恨”来发展拥趸。世界分为两种性别的人，这两大性别之间，必然有摩擦矛盾的时候，只要有摩擦，投机者就可以利用这种“仇恨”为自己谋利。像“毛利”、“周冲”这样的变态女权作家，正是利用这种摩擦来卖书赚钱。

我讲个故事。东抛庄和西抛庄中间隔着一条马路，但共用一个供水系统，总闸在东抛庄。这两个村子每天中午放水，村民接水备用。一天，西抛庄的人疑惑了，为什么总闸在你们东抛庄而不是我们西抛庄呢？这不公平啊。然后，西抛庄这个人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动员，说，你们大伙给我钱，我负责给你们把东抛庄的总闸挪过来，这样显着咱们西抛庄多有地位啊。西抛庄的村民们就都给她钱了。然后她就又动员西抛庄的村民跟东抛庄的打架，要总闸控制权。东抛庄最后觉得麻烦，总闸在谁那不一样啊，干脆挪到你们西抛庄算了。然后，总闸就挪过去了。还是每天中午放水，接水，吃水。大伙又过起了平静的生活。东抛庄没有因为总闸的离开而少吃了水，西抛庄也没有因为总闸的到来多吃了水，并且大伙都不缺水，而且吃着同一个系统的水。唯一得利的，不过是那个嚷嚷此事的娘们。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东抛庄又很类似男人，西抛庄很类似女人，那个嚷嚷总闸的娘们，正是女权主义者。她们最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而且她们嚷嚷的绝对是无关痛痒的事情，但凡有一点用处的，她们都不会嚷嚷的。她们所谓的跟男人争取权利，是多么的可笑，但她们的信徒却不认为可笑，而且心甘情愿地给她们钱，买她们书，信她们的话。

我为什么说现在的变态女权的这帮倡导者一点正经事儿没做呢？近来读张耀杰先生的《民国红粉》一书，该书记录了民国年间的女权运动情态种种。这本书提醒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女权，还是男权，都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大家应该争取的，是普遍的人权，而并非女人的权利多一点，男人的权利少一点。

我近来读周冲、毛利等变态女权作家的文章，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她们嚷嚷的女性权利，是建立在针对男性的基础上的，若是没有男性，她们所谓的女权都成了凭空说物了。说直接一点，就是这帮变态女权主义者，挑拨男女关系，又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倡导权利。她们这种行为本身，才是男权附庸下的玩物。当然，周冲、毛利之流在拿自己当男权玩物的同时，不过是糊弄脑残们一点买书的钱罢了。

民主、自由、法制、宪政……这些才是女权主义最应该追寻的权利。“女”绝对不是仅仅依附于“男”的，它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权利价值体系。这帮女权主义者一旦拥有了独立的权利价值意识，才会发现，争取民主、自由、法制、宪政……才是对女性的最大保护，整天嚷嚷对抗男性，蛋用没有。

我也是最近读张耀杰先生的《民国红粉》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张先生在书中写到，辛亥革命之后，大量的女权主义者组成北伐军，帮助国家实现共和。这样的女权，才是真女权，争取国家的自由民主，才能有女性的自由民主权利。太多的时候，权利是不分性别的，我们先争取普遍的自由、民主的权利，才是正路子。避重就轻，对普遍的权利视而不见，对男人女人之间的某些矛盾故意挑拨，以乖张、凌厉的风格高唱女性权利，不过是投机倒把的文化骗子罢了。

如此看来，真应该喊周冲、毛利之流出来，走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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