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腿短，没跑（2）

袁世凯腿短，没跑（2）

相形之下，袁世凯的改革主张就稳健多了。

前面说过，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给皇帝上了份政改万言书，也就是所谓的《尊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万言书中，袁世凯首先论述了当时形势与变法的必要性：“窃维天下大势，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顾说者谓：我国声名文物，远驾他邦，何必舍已从人，轻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应恪守我法，而富国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试观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农政钞法，兵律官制，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所存者，百难一举。以汉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盖因时制宣，人心运会，有必不能相沿者也。”之后的具体建议更是包罗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按骆宝善先生的评价：“从其全部内容来看，办法之设想，改革之主张，虽不无摭拾时贤所论之处，但其注意之广泛，对局势观察分析的深刻程度，比着时人的许多论著，乃至康有为著名的公车上书，都毫不逊色。”[1]孔祥吉先生更是打抱不平地评价曰：“长期以来，不少论者由袁世凯后来的表现，推论其早期与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谓其伪装维新，将其参加强学会等活动，称之为投机行为，虚假地赞成变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十分确切”。“袁世凯讲得非常明白痛切，他是衷心地赞成变法的，他不羡慕三代成规，而主张因时变通，并认为这是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这些论说与康有为当时的一些变法奏议比较起来并不逊色。”[2]

小站练兵之时，繁忙的工作之余，袁世凯还坚持参加天津的维新活动。这个时候，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是改革。他说：“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转机”。[3]一句话，人家不是装的，人家是真心维新。可以说除了徐桐那样的老顽固，甲午战后主事的官僚们，没有一个不想着维新的。只不过对于一个嗜睡的恐龙，不加重些刺激，它是没反应的。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刺激又来了。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其它列强紧随其后，英国要租威海卫，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租广州湾……由此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民族危机，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这让在南方又是教书又是写书、又是办报又是移民的康有为再次激动起来，他放下手头的一切，重新北上了。第五次上书清帝，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在这次上书中，他还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4]

伴随着康有为上书的高潮，袁世凯也在用自己的门路影响当权人。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但仍没有直接向光绪皇帝上书言事的资格，只可上谢恩、接印等例行奏报的折子。所以他选择给翁同龢上书，这就是著名的《上翁同龢变法说帖》。为了说明袁世凯变法的诚意与变法的见识，有必要全文展示一下：

谨陈管见。窃维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諰諰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日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毙，而不可就药也。

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矣。德人以三巨舰闯入胶澳，据为己有，设巡抚以镇之；又遣其亲王济师，是不但显无退志，恐彼亲王到后，更不知有何变局。山东滨海要地，介居南北洋之中，使他族逼处，则海道有隔绝之患，我之海军，势将永不克振。论者谓：中国贫弱，不堪用武，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当可驱逐德人；抑或商准各国，开口通商，即公处胶澳。此恐未能嗾群雄之斗、饱群夷之欲也。何者？俄、法向有密约，英、倭近复缔交。四国各有党援，势若分成两敌，以德之中立也。于是，彼四国者，莫不视其向背，以为轻重。夫彼方重之，即安得而背之？虽俄人与我关系较重，睦谊较敦，然亦唯利是视；又岂肯舍公法局外之例，爱我仇德，使德、英合谋，增树勍敌，以自诒伊戚也哉。是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夫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窥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耽，各奋得时则驾之志。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数年前，西人有瓜华之谣，并具图说，遍传五洲，以今日时势揆之，似此谣不为无因，此诚可危之甚也。且夫我之忍尤含垢，降心俯首以相从者，不为不至矣，而人初不之怜也。既力遏势禁之不能，复理谕情动之不可。若复蹈常习故，不知变计，拱手坐视，听客所为，彼亦公然不让，择肉而食，长蛇封豕，肆其贪残，吞噬之余，所存有几。窃恐海疆日蹙，而关税之征，盐漕之入，向所资以裕帑藏充度支者，一旦攘夺殆尽，而举不复为我所有。区区弹丸，何以立国。虽曰积薪厝火，尚未及燃，而切身之灾，固日忧其近矣。自甲午军兴之后，朝野士庶，凡识时务之辈，莫不争以变法为言。陈事者条说甚详，而饬下各行省遵办者，亦复指不胜屈。乃因仍迁就，迄未有实而见诸施行者。庙堂亦优容勋旧，不加督责，似此变法，终恐未有其期。然而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碎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根本，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划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世凯虽至愚戆，亦略知忌讳，何敢妄肆狂瞽之舌，故作不祥之论?第念覆巢之下，讵有完卵，栋折榱崩，孰免倾压。情急势迫，敢不尽言。临颖涕泣，伏乞留意，幸甚。[5]

怎么样？这帖子让人读得痛快淋漓，感动莫名。读完这说帖，你会恍然发现，河南帅哥袁世凯，果真是好人哇。孔祥吉先生给出的评语是：“袁氏说帖，要言不烦，纲目略备，声情并茂，感人颇深。”

翁同龢给出的批语则是：“论各国情形甚当，变法，空。”[6]这个自然对头。因为袁世凯的变法主张早在上光绪万言条陈中一一言明，他这个说贴，无非是给当政的翁同龢提个醒而已。而且，袁世凯不厌其烦，你说空，我就再上。于是他第二次给翁同龢上说帖，重说变法：

续陈管见：窃闻德案已结，胶澳议租，扰攘顿息，大局幸甚。惟闻英人有利益均沾之说，南洋各口，未免可虑。或者俄英交相牵制，英未敢先发难端，尚可望其相安，然各国教士，布满内地，中国官民，多未悉洋务，稍有龃龉，动贻口实，借端寻衅，任意侵削，使不隐忍迁就，无以弭目前之祸，使徒遇事忍让，而夷情无厌，又不知伊于胡底，即或联与国，结强邻，冀得一时之安，而人终不能代我受祸。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

资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撰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且上自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

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今之疆臣每曰用人为朝廷之责，理财为户部之责，练兵为将领之责，几若置身事外。抑知近年来政治事权多归疆臣，如疆臣不肯留心人才，秉公保荐，朝廷何得而用之？疆臣不肯清查税课，开源除弊，户部何得而理之？疆臣不肯筹饷造械，严刷陋习，将领何得而练之？该疆臣等身膺重寄，遇事诱卸，而事权又悉属其手，虽有良法美意，奉旨饬行，往往为其所持，无论庙堂如何优勤，如何筹划，而卒归于无济。倘能严饬各疆臣，破其锢蔽之习，认真变法，实事求是，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即或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断不宜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国家之繁剧，而托诸优游之岁月，以至误国误民，并误其身，得失利害，较然可见。夫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人与治殊，才与事违，以此望治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必无幸矣。前陈管见，未尽欲言，故复续申其略。冒昧妄读，曷任悚惶，伏乞垂览。[7]

袁世凯上翁同龢的这两个说帖，是孔祥吉先生从翁家后人翁万戈手里看到的。他说，本来自己就认为袁氏曾衷心地赞成变法，且认为袁对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之下，等看了这两个说帖，更坚定了以前对袁氏的判断，那就是，袁是真维新。

袁不但是真维新，而且他的维新比康稳健多了：康主张变法从中央开始，首在夺权；而袁建议从地方开始，旨在稳推。康后来对着荣禄都狂言要杀一二守旧大臣以推动变法，甚至不惜发动废掉太后的兵变；而袁认为守旧大臣未得屏蔽，要雍容富贵的把他们养起来，以减少人事上的阻力与秩序上的失控……这一切，导致我们不由得畅想：翁老师要是推荐袁世凯搞改革，历史将是什么样子呢？

但是翁老师为什么没有推荐或者重视袁世凯呢？

可以说，袁世凯的说帖根本没引起翁的重视，翁氏日记中甚至只字未提。之后，袁世凯更是亲自登门“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并且拿着那张震惊中国的瓜分时局图给翁老师看，希望自已的主张得到采纳，然而仍然没有结果，这让袁世凯失望至极。前引袁世凯致徐世昌“大局无法挽救只好往极坏处设想”的信件，就是此时从京发出的。

相形之下，倒是康有为的上书，惊得老翁一愣一愣的。康有为上书中，最出名的是第二次与第五次。第二次是动静大，弄成个历史事件：公车上书。第五次是胆子大，跟光绪说话也没个谱，竟敢拿徽钦二主与崇祯皇帝的下场吓唬皇上，据说读到传抄本的同志“莫不嗟悚”。康有为所在单位的最高领导——工部堂官们也被吓着了，没人敢替他上奏。康有为气馁了，不想干了，又想起了自己移民巴西的计划，所以拜访了正坐冷板凳的李鸿章，李鸿章支持他的计划，但是认为这事须得巴西代表亲自来请求方可。看来老李还是比小康多些国际常识，逗小康玩儿呢，你想往巴西移民，怎么就不想想人家巴西愿意吗？[8]我们承认康有为爱国忧民的心思，更承认他的胆识与勇气，不过这个人有时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确实让人跟不上。

按康有为自述，他正准备南下回家的当口，有人来找他了，这个人就是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翁同龢说，听说你要走，可不能走啊，我已向皇帝推荐你了！

老翁最后选择的是康而不是袁，为什么呢？

第一，袁世凯就是个练兵的直隶按察使，人微言轻。翁这样的老官僚，看他不起。

第二，康有为先是布衣学子，后是新科进士。虽然同样人微言轻，但是他会炒作，在帝国体制下制造的明星效应，一波高过一波，引得中外侧目。某方面来讲，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会哭的孩子只能饿着。

第三，中国传统，总是两极摇摆式的，不是过分守旧僵化，就是盲目跑步跃进，反正不会好好走路。用姜义华老先生的说辞，乃是启蒙中的理性缺位！

老翁一出面，就好说了。他授意一个名叫高燮的给事中给皇帝写折子，请求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人才。翁老师在旁表示支持，光绪就通知总理衙门作一下安排，但是为其叔父奕訢所拦：皇帝，这人不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啊！于是来了个变通的办法：皇上想问康有为什么话，令总理衙门大臣中间相传。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大年初三，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负责传话的大臣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谈话的结果并不妙。荣禄听不下，半途而退。李鸿章认为康不过是一个“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其他人倒是与康有为聊得尽兴。但最中意的，可能只有帝师翁同龢一人了，他给皇帝汇报：康有为，人才啊。皇帝很高兴，想接见。但再次被恭亲王所阻：皇上还是先让他上变法条陈吧。写得好了，再见也不迟。于是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吁请中国效法明治天皇，大举维新，开制度局，起用新人，推行西法，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等等。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依然不改他一惯的圣人凶猛，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醒皇上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要守什么祖宗之法？光绪不看则已，一看受触动。认定，康有为正是他要找的人。规定，以后凡这个人上折，即日呈递，无许阻搁。于是康有为又上第七次书。除此之外，康有为还给皇上进呈了他所编写的《日本变法考》和《俄彼得变政记》等。与此同时，康有为与他的弟子在北京与沉闷的旧社会展开了肉搏战。他们组织了保国会，顽固派就造谣说他们保国家不保大清（其实人家也不完全是造谣，因为康有为在见到光绪之前，确实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企图）；他提议废除科举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狠不得揭其皮，食其肉。由此可见，鲁迅所谓的搬张桌子都要流血之言不虚。理论上，科举本已沦落为对读书人的戕害，但是实践上你改一下，首先对你不满的，偏偏是那些受害者。一句话，俺就愿意受害，受害之后才能受益，俺以自虐混饭，谁拦俺俺跟谁拚了。

近身肉搏中，拦着康有为与光绪亲密接触的那个人死了：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5月29日恭亲王走向死亡的这一天，光绪来病床前看望自己的叔父，年老的叔父告诉自己的侄儿：“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9]

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10]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发展恰恰是恭亲王最不愿意看到的：光绪还真就轻信了广东小人。叔父前脚死，后脚康有为就连续进球了，因为最佳守门员奕訢没了。6月11日，康有为的百日狂赌就正式上演了。演着演着，随手拿光绪与袁世凯一道作了他的赌注！

（详见端木赐香：《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1]《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鹿书社2005年版，第118页。

[2]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第395页。

[3]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4]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5]转引自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论述》，《历史研究》1995（3），第104-105页。

[6]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论述》，《历史研究》1995（3），第105页。

[7]转引自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论述》，《历史研究》1995（3），第106-107页。

[8]详情参见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5）。

[9]王树增：《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第69页。

[10]马士（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