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驾必成，宋庆龄北上最后岁月(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从西侧登上天安门城楼。

   周海滨|文

1948年12月25 日，中共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提出了43 人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蒋介石位居第一，孔祥熙名列第九、宋子文排在第十、孙科排名第十三、宋美龄跻身第二十三。中共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头等战争罪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在这个名单中，宋庆龄几乎所有的亲人即弟弟、妹妹、姐夫、妹夫和大她两岁的孙科都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战犯。

多位血亲被中共列为战犯，上海居所又遭骚扰，北平又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虽然身为国民党左派，面对中共的北上邀请，宋庆龄会答应吗？

宋庆龄的政治立场是“倾共”而不是“亲共”。这从宋庆龄1946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可以一探究竟。宋庆龄在这份解放战争时期公开发表有关内战问题的唯一声明中指出，目前的危机不是在国共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团结解放和生存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的不是党派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利。如果国民党为了党派的权利而发动内战，就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混乱饥饿与破坏”，就会“见到城市和农民被隔绝”，农民就会“拥护给他们土地和减低租税的共产党”，国民党的城市就会得不到原料和粮食，从而发生“已经吞灭了许多城市的通货膨胀，将千百倍可怕于今日”。因而，“国民党不能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 《人民日报》1946 年8 月5 日。)不难看出，这一声明有着强烈的“倾共”色彩。

“倾共”不代表一定要身体力行，宋庆龄久未谋政。针对1949 年元旦前后 “宋庆龄要出山了”、“孙夫人将在国民政府中就职”的传闻。1949年1月10日，宋庆龄签发《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声明》称： “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 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孙夫人招待影界商冬赈募款事宜否认将在政府任职》，《申报》1949 年1 月11 日。)

1949年1月24日的《申报》在《甘介侯自京抵沪，邀孙夫人等晋京》的报道中，宋庆龄重申“在任何情形之下，渠绝不接受中国任何政府之任何职位”。因此，《申报》称“孙夫人再入政界事，一般认为殊为渺茫”。

上海是宋庆龄的出生之处、眷恋之地，家族和国民党要人多番劝其离开上海。前往台湾或香港，但都无功而返。孙科对宋庆龄不愿离沪解释说：她恋栈上海，我看事出有因，那里有她先人的坟茔，又是她生活熟悉的地方，更是国父当年革命起事的源头圭臬。至于她去了共产党那边，至多批评一下党国的政策，未必能有什么惊天之举。再说，她毕竟身份特殊，资望隆高，万一有什么差池，我们不是自找被动吗？

但是，做思想政治工作擅长的中共，通过多方努力，不仅请动了宋庆龄，而且让其成为开国大典上的第四号人物。中共用心之恒、审时之准、度势之精，都是国民党方面无法比拟的。中共成功力邀宋庆龄北上，不仅利用“国母”的影响力拉拢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而且让民主人士云集的开国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点缀”。

1949年2月20日、6月25日，宋美龄两拒毛周函邀

从1948 年8 月开始，民主人士陆续应邀北上协商召开新政协，共是建国大业。赋闲上海的宋庆龄进入了中共的视野。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

据称，周恩来在审改电稿时加上：“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转引自《宋庆龄在上海(之一)(1946—1949)》，《人民日报》1990年1月29日。)

此时，上海尚未成为中共地盘，在白区的地下力量浮出水面。中共中央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于是，方方、潘汉年、刘晓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携带信件秘密去上海安排此行。据华克之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予以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待，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华克之到达上海后，通过柳亚子之女、宋庆龄秘书柳无垢将信件转交到宋庆龄手中。

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宋庆龄函中提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邀请她北上，“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书信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

但是，华克之此行并没有成功，他拿着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悻悻然地回港复命。

在2月20日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信中，宋庆龄推却道：“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宋庆龄书信选集》(下)，第62页。 )

因而，宋庆龄“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 “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对中共的北上邀请予以婉拒。

甫时，宋庆龄对中共还是持观望态度，对政治身份并无期望，而对在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则全身投入。她对中共的某些政策不了解，在1949 年1月致王安娜的信中特别提到： 毛泽东无线电广播中“要求杜月笙维护上海的安定”，“要求吴国桢留在他的岗位上”。(《宋庆龄书信集》( 续编) ，第145 页。)

5月27 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各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人也纷纷恳请其北上。6月4 日，宋庆龄复电“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 (《宋庆龄书信选集》(下)，第188页。)

第一轮邀请无功而返之后，中共派出了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匹配的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亲笔信南下上海。

毛泽东在6月19日的亲笔信中写道——

其实，宋庆龄与毛泽东同岁，她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49年正值56岁。她比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只大11个月。

周恩来在6月21日函中说：——

6月25日，在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的廖梦醒陪同下，邓颖超拜见宋庆龄。但是，邓颖超也没能劝动宋庆龄。宋庆龄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

宋庆龄正患荨麻疹折磨，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1949 年上半年，宋庆龄病患缠身，重感冒、神经痛、高血压屡次或持续困扰，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的工作和活动，有时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自觉“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

宋庆龄的犹豫还包括，她对南京中山陵、上海孙中山故居以及对弟弟宋子安的上海财产保护都不甚满意。而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史良与宋庆龄关系亲近，宋庆龄心中对中共的芥蒂幸被其较早获悉。

原来，中共军队接管上海时，一支入城部队提出征用宋庆龄位于林森中路1803 号(今淮海中路1843 号)的住宅。据中共华东局6月1日向中共中央的汇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二十军军政治部姜宿回忆：那天，六○师一七八团一个营进驻淮海中路，警戒线延伸到龙华机场附近。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门房当即拒绝：“这里不能住。”这名排长很反感：“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如果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兵来搬走东西。”宋庆龄亲自下楼：“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陈毅知道这件事后，打电话向宋庆龄表示歉意，随即又与潘汉年一起亲赴宋庆龄寓所。5月31日，在陈毅、史良、吴克坚的陪同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书记饶漱石，亲自登门拜访道歉，并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

史良还告知中共华东局，宋庆龄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中共华东局安排潘汉年送来一百万人民票。史良还提及，孙中山故居中一个老仆人曾被拘留，宋庆龄颇为诧异。后经邓颖超了解：“孙中山故居仆人曾于当日被拘，旋即释放，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

史良得知，宋庆龄提出对宋子安应“加以区别”，因为宋子安听从她的劝告留美未追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一百九十号(190)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霭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听孙话果有出路。”为此中央致电上海市委：“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48页。)

此外，宋庆龄曾在1949年6月去过南京中山陵，称“中山陵一带环境比较杂乱”。她还对自己是以特邀代表、民革代表还是妇联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心存疑问。(张皓、叶维维，《北上： 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的心路历程》，《党的文献》，2011 年第5 期，第87页。)

史良劝慰宋庆龄，即使因体力不支不能每天到会，也应当参加开幕式。宋庆龄“为之动容”，请史良从北平回上海后再商量决定。史良据此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