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仇有什么冤

初中时，班里有个女生，相貌平平，成绩也一般，平日沉默寡言，一副很刻苦的样子。突然有一天，她说自己是小虎队中的吴奇隆，一下课，就站起来，在班里开演唱会，唱《蝴蝶飞呀》、《青苹果乐园》什么的，一边卖力地唱，一边笨拙地跳。同学们围成一圈，边笑边鼓掌。

没多久，她母亲就到学校来，把她接走了。我至今都记得，那一天，她母亲穿着一身工装，和班主任在教室外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进来帮她收拾好书包，用一只手提着，另一只手拽着她的胳膊，把她拉走了。整个过程，她们俩都低着头，没有看我们一眼。

再后来，听说她去工厂上班，穿上母亲的那身工装，在车间里拍纱布垫，不再开演唱会，恢复了曾经的沉默。再后来，那家工厂倒闭了，不知道这个女生去了哪里。班里的同学聚会时，也没有人谈起她。

高中时，班里有个女生，又高又胖，话特别多，好像一刻不停地在说话，即使没有人理她，她依然要自言自语。她还有一个奇怪的举动，就是趁大家都上学的时候，逃学出来，去哪个男同学家里，和别人家长聊天。

有一天晚自习放学回家，听我妈说，上午有个女同学来找我，又高又胖，和我妈聊了老半天。我立刻怒从心头起，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会让我未来在择偶的审美标准上和我妈产生更大的分歧。我妈一直希望我找个又高又胖的媳妇，所以给我说这件事的时候，看起来还挺高兴。

没过几天，有次上学我出门晚了，就在一进家属院的胡同口，迎面遇上了这名女同学，她看上去有些慌张，还没等我说话，就刹住自行车，问：“XXX家是不是在这里住？”我愤慨地说：“住个屁！这里所有的人我都认识，根本没有XXX。”她说了声好，转身就要走，我说：“站住！再来我家，我让夏国强揍你！”

夏国强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也去过夏国强家，还借走了一把吉他。更关键的是，夏国强真的揍过她。因为她在上晚自习的时候，叨逼叨叨逼叨地说话，也不知道和谁说，夏国强忍不住，动手踹了几脚。事后夏国强说有点后悔，男人不应该打女人，但大家都不这么想，一致觉得夏国强算是为民除害。

其实，这个女生和夏国强初中就是同学，那时候学习还很不错，并且不太说话，突然有一天，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女生后来再没来过我家，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人说起关于她的消息。

还是高中时，班里有个男生，长得胡子拉碴，说话却娘娘腔，经常翘着兰花指，走起路来，屁股还一扭一扭，因此成了大家的笑料。模仿或者捉弄他成了大家重要的娱乐消遣方式。有段时间，我可能是他仅存的朋友，为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友谊，他经常帮我打饭，替我刷碗，甚至从家里偷烟给我。有一天，班里另外一个男生私下对我说：“你要小心，他是‘玻璃’。”那时候虽然不知道“玻璃”到底意味着什么，却产生了强烈的耻辱感。从此，我再也不理这个“玻璃”，和别的男生一起，模仿或者捉弄他，并且发现：嘲讽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是那么的快乐。

有一次，这个男生不知道惹到了谁，在教室门口，突然有个又高又壮的家伙过来，掐住他的脖子，抽了他几耳光。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班里别的男生身上，大家一定会帮忙，至少也会过去劝架，但这一次谁也没有，并且一个个饶有兴致地看他被打的样子。他不光没有反击之力，竟然还当场哭了，胡子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嘴里喃喃地重复一句话：“我咋得罪你了？我咋得罪你了？”

这句话一度成了我们班的流行语，大家纷纷捏着嗓子眼去模仿，看谁模仿得更生动，更传神，后来，为了给这句话增添更多的笑料，有的男生甚至跑到他面前，冲着他说：“我咋得罪你了？我咋得罪你了？”在我们的哄笑中，这个男生的脸一下通红，瞪大眼睛，叉着腰，闭着嘴，一言不发，鼻孔喘粗气，黑黑的胡子在微微颤抖。

这个男生高中没上完就退学了，没有人知道他后来干什么去了，他和我们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联系过。

好多年过去了，我偶尔会想起他们。他们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至少，原本并不是这样，世俗的压力和偏见让他们的悲哀成为了我们的笑柄。也许，在被单调和枯燥绷紧了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们，每个人都在庆幸至少还没有成为他们。

在看到“百元哥”、“瓜子哥”、“项链姐”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这些记忆就像视频一样在脑海中循环播放。

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仇，也没有什么冤，只是为了一百块，或一条被扯断的项链伤心而已。他们的偏执看起来那么可笑，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过可悲。

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瞬间就会消失，我们却永远是年少时荒唐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