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玫瑰

人们何时能够认识到不公平的起源呢?革命发生的频率有多快?齐美尔疑惑不已,他说“我并不知道,也许100年后人们将会知道。”可是,齐美尔还是不知道,尽管100多年过去了,人们还在幻想,有些人仍在启蒙呼告

捍卫玫瑰——读齐美尔《玫瑰:一种社会的假设》

李华芳

1.故事可能发生在乌托邦里,或者在李白的蓬莱仙境里,或者在柯高飞(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所谓的塞尔德维拉(Seldwyla)里,反正是这么一个虚构的地方。这个地方每人都有一块地,地里的收获刚够所需,不多也不少,是完全按需分配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几个人的地里还能种些玫瑰,可能是因为正好拥有玫瑰喜欢的土壤、水分以及阳光,或者可能是因为他们有闲暇种玫瑰,还可能因为别的不为人知道原因,反正,他们有玫瑰,别人没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情况一直没什么变化,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考虑这件事,相反还可能对玫瑰芬芳的外部性做出溢美之词。 

2.这仿佛是一种天生的必然性,天然地不平等地分配着玫瑰,玫瑰之有无宛如人之美丑,但大自然真的不公平地分配了一个人相貌的美丑吗?美丑是如何被决定的呢?这诚然是审美政治的问题,虽然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但决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点问题。 

3.时光荏苒,斗转星移,玫瑰的所有者们花费精力、心血,增加投入,以及发展种植培养玫瑰的技术,终于在乌托邦的其他公民中,引起来一种“深沉的愤怒”。(尤其是当“玫瑰”为人垄断地时候,这种深沉的愤怒就会爆发出来。这体现在最近的几个例子上,尤其是太石村村官垄断财务信息引致了村民深沉的愤怒。) 

4.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言之凿凿的讲话,声称拥有玫瑰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盲目的偶然只让少数人拥有玫瑰,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因此,我们必须起来说“不”,必须阻止这种偶然的秩序。另有人痛心疾首,发出铁屋中的呐喊,醒了吧,沉睡得人民,你应该有所求,不该安于这种现状。更有甚者鼓吹到,起来,不愿被玫瑰所有者压迫的人民,我们要打倒压迫者,促成更加公平大局面的到来。人民要当家作主,人民能推动历史,人民能为更公平的局面加速到来而推波助澜,每一个人都应争当时代的弄潮儿。 

4.口号,呼告,是的,要革命了,再也没有能比革命更能体现这种“本能的冲动”了。这绝非仅仅出于民众贪图玫瑰的芬芳,这样低级趣味道欲望。于是,革命党成立了,他们主张代表人民,或许他们也认为代表了先进的技术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他们的主张和玫瑰党(保守派)水火不容,玫瑰党想保护个人产权以形成某种对玫瑰的历史的继承的垄断。这终于让革命党不能忍受了,他们对人民说:起来革命吧,我们将分掉他们的玫瑰。于是,有人抢先站起来了,也有人说:“革命啊,同去同去”。便一同革命去了。 

5.革命了,起义了,胜利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理想高于一切,高于各种利益的对立。社会主义的外在胜利只不过是对内在胜利的一种确认。因为现在有了革命这一重要手段,就迫使人民相信社会主义的里面上伟大的。因为任何方式导致的不平等,都能通过革命来抹平。所有人都能预期到这一点。因此,革命这种非生产性而纯分配性的手段被赋予了更加光辉的形象。革命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被革命欲望鼓动的人们似乎将如何种植玫瑰,比如说压条的技术,培育土壤的手法,统统抛在了九霄云外。因为,现在我们革命了,仿佛革命本身就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但大数人并不明白,甚至包括那些首先出来高呼不平等等人,那些跟进的启蒙者在内,并不知道有些人偷偷窃取了“在分配玫瑰”的权力。 

6.尽管这革命后,马上进行了土地重新分配,确保每一块土地上都玫瑰盛开,并尽一切可能做公平的分配。(例如打土豪之后分田地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但重新分配并不能像调整方程式一样,让两边精确相等。不知怎么的,有些人运气好,土壤比较好一点,有些人的地位置好,阳光多一些;另有一些人手艺好,压条嫁接到技艺高超。所以,他们又多种出来一些玫瑰,而有些人则放弃了这土地上中玫瑰,不善经营或挥霍,最终导致了他回到了革命前的状态。但革命后,最初的一段时间,这种不公平被接受了。有些人促使人们相信。这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按需分配的。 

7.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第十个五年过去了,这日子仿佛遥遥无期,总不见得到来。很快,又有人出来迫使公民相信这是个很漫长的初级阶段,这些不公平时可以忍受的。例如在革命以前,我们曾经忍受过比现在更大的不公平。他们拿出了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图表、数据以及科学的证据,他们迫使公民相信。这期间,他们对曾经像他们一样怀疑社会公平的人采用了一些打压措施,就像剪掉玫瑰的刺一样。这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 

8.人们开始适应了新的不公平,在革命和改革取得的辉煌的丰功伟绩前,这些不公平真是微不足道的。人类的心灵是神奇的,我们每日的经历沉淀到我们的心灵之中,使得心灵能做出调整,适应新的差异。尽管对革命之前的场景记忆时常在心间萦绕,并构成了反思现在地状况的背景,但是,这并不是足以促使公民对现状产生“深沉的愤怒”。 

9.因此,齐美尔总结到,人们关注的是何种差异令自己与众不同,从中人们获得了满足。人们若从革命前到革命后,经过短期适应,人们就能以同样的效用来应对与先前状况相比产生的波动和落差。因此,心灵就像精密的仪器,对外部波动做出调节来保持效用。 

10.但即便有了一种均衡,恰如革命前对大自然分配的容忍一样,长期来看,为什么不会有新的“深沉的愤怒”呢?是不是以前的那种愤怒实际上并不是由于感受到了不公平(因为感受能做适应性调整)和不公正的苦难? 

11.这正是一种历史的深刻的谬误,即将所谓困难和快乐建立在比较别人是不是拥有或不拥有某件东西上,比如说玫瑰。正是别人拥有与否,决定了我的感觉。因此,只有改变对占有(所有权)的看法(承认他们之有,以自己之有与之互通有无),才能压倒性比较大呼声(产生不公平)。也即是说,只有推进市场机制(交换与合作),才能阻止“不公平”。然而,比较区别、差异,这些幻想一再将人们推入到进行外在平衡的西西弗斯苦役中,直到“我们能认识到,我们想从外在逃脱掉苦役,正从内心追赶着我们。” 

12.人们何时能够认识到不公平的起源呢?革命发生的频率有多快?齐美尔疑惑不已,他说“我并不知道,也许100年后人们将会知道。”可是,齐美尔还是不知道,尽管100多年过去了,人们还在幻想,有些人仍在启蒙呼告,有些人仍在呼唤陈胜吴广,只是没有人愿意闻一闻齐美尔笔下那玫瑰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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