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商：事情就这样变化中

战国之商：事情就这样变化中

——商业与商人文化系列05

战国商业大发展

第一，城市增多，市场繁荣，并且初步形成了一些商业中心，热闹非凡。史载齐国都城临淄居民七万户，甚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楚国的首都郢更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

第二，富商大贾数量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有些人还把政治也当作了生意。比如吕不韦就明白“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利百倍，立国之赢无数。”即使秦王政不是他的私生子，那么他在赵国邯郸对秦公子异人（子楚）的投资也获得了丰厚了回报：做了秦相，号称仲父，“食蓝田十二县”，“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第三，关税和市税日益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春秋时期，政府对关市税是不在乎的，且税率较低，大致在百分之三四。战国时期，税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且关与市的数量也增加许多。这导致关市税入日益为政府所重视。

第四，金属货币日益确立。春秋时期，黄金也作为货币而出现，但是，黄金和其他金属铸币在实际生活中使用并不普遍。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体积小、比值大、便于携带的金属货币和贵金属货币地位上升、且日渐重要。贵金属货币是指黄金，它代表珠玉成为上币；金属货币主要是铜质铸币。贵重商品的买卖都以黄金论价，大宗粮食贸易也使用黄金，国际间的大宗贸易要用黄金。除了用黄金购买商品外，国君赏赐、官僚相互送礼贿赂也使用黄金。铜质铸币大致有四类：刀币（刀形）、布币（铲形）、圜钱（环形）、铜贝（蚁鼻钱）等。

第五，金融业中盛行高利贷现象。像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给农民放贷，利息高达百分之百。当时叫倍贷。最有意思的是周赧王，听信人言，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出兵伐秦，并借高利贷自己拼凑6000士兵，结果六国不听他的，债主倒是纷纷上门讨债来了，他只好隐藏到宫中的一座高台上，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语“债台高筑”！

第六，在牛马等在牲畜的交易中，为买卖双方评价说合的牙人开始出现。

第七，整个社会拜金思想严重，大家谈起钱来，不带脸红的，对商人与商业也没有什么歧视。比如苏秦的嫂子对小叔子“前倨后恭”，问及原因，小女人坦率地曰：位高多金。也就是官大钱多。比如杨朱学派，敢对着天下大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甚至一般百姓死后，除了大量陪葬冥币，还把算盘、天秤等商业用具一齐附葬。一句话，到了那边咱还做买卖，挣大钱。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商业大发展的背后，开始出现不妙的因子。那就是政府开始抑商了。原因何在呢？

第一，商人多而富，让政府不安。西周末年的国人暴动，让后世的执政者深刻明白，历史不能重演，商人，特别是富商，得压着些才行，否则不利于维稳。

第二，有些富商太拽太任性了，势力太大，当面看着让人不舒服，背后想着让人不安生。比如吕不韦的势力，比如子贡与诸侯的分庭抗礼。正如管子所云，商人过富，等于国有二君二王；韩非子也说：“晋之分，齐之夺，皆以群臣之太富也。”

第三，有识之士们已经发现，春秋以降，不管士庶，“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一句话，大家都忙着挣钱去了，种地的越来越少，这很不利于战国时期的耕战。耕战耕战，当时拚的就是粮食的生产力及军队的战斗力。韩非子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力气”。商人于其中，不但没有好作用，反而坏处多多。韩非正式提出“农本工商末”的旗号，成为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思想源头。

综上，抑商政策的出现，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其中的典型代表，首推秦国。秦国最先开始抑商，且抑得最成功。

秦国抑商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奖励耕战。奖励耕战的另一面，就是抑商。具体措施有：第一，限制农民弃农经商。凡是弃农经商或者不好好干农活以致贫穷而交不起租税的农民，经检举就要收为官府的奴婢；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多缴纳税钱的，免去其徭役。同时还加重商贾家庭的徭役负担，造成“农逸而商劳”的状况，以吓退人们奔商的热情。第二，提高市税与关税，比如酒肉之税，十倍于本钱。第三，禁止买卖粮食，提高粮食价格。第四，降低商人地位。

事情就这样慢慢变化中。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