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疼痛的镜子

文/邝新华

2015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大师微电影”项目请来了伊朗导演莫森·玛克玛尔巴夫（Mohsen Makhmalbaf），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房客》，这是莫森献给香港电影节的作品，也是他在中国上映的第一部微电影。另一部详细描述他监狱经历的电影是1985年的《抵抗》(Baykot)——这部电影让全世界关注到年轻的莫森。

1974年，17岁的莫森因刺伤一名警察，被当局判处死刑，由于未成年改判服刑五年。五年的监狱生活改变了莫森的人生观。出狱后的莫森加入名为“伊斯兰传播组织”的艺术家团体，走上电影救国之路。

在这部电影中，你能看到伊朗青年狰狞的面孔与螺旋桨的轰鸣声纠结在一起，全身不可控地抽搐。“听到直升飞机的声音会引发抽搐，因为这声音让他回忆起在伊朗受折磨的痛苦。”莫森说，“我曾经在监狱里待过，左腿几近残废，我要重现监狱里的遭遇。”

二十年后，当他在香港回忆起这个成名作时说：“为什么我要（为入狱）感到羞愧？我在监狱里抗争，是为了自由和民主，我为此而自豪。”

莫森曾在阿富汗拍戏。工作正在进行时，轰炸机呼啸而至，恐怖组织投下炸弹。一人死亡与二十人受伤并没有让莫森剧组陷入恐惧。“轰炸过后，我们继续拍。我们还可以到别的国家去拍。”莫森说，“他们可以杀一个人，但他们没法取缔电影院。他们杀了一个导演，会有更多人去当导演。”

在伊朗，有成千上万个电影制作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在监狱里，还有一些为了拍电影而流亡他国。

莫森用电影展现世界对于流亡者的视若无睹。

战争让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流亡世界各地。去年莫森拍摄《总统》时，在多个国家看到这些流亡的同胞。“他们睡在伦敦的大马路上，甚至连一块面包都吃不上。”这样的观察让他开始构思一个伊朗流亡者的故事。

在电影中，一位脸上刻有深深伤痕的伊朗青年的工作，是照顾一个坐轮椅的英国老太太和她的一条盲犬，以及带一对英国盲人男女到河边参观英国女王的巡游。盲人是莫森讽刺世界最好的帮手。

“我用盲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盲人要去看英国女王的巡游，是在说明，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在他们身边发生，他们却视若无睹，就像所有的伦敦人对流浪在他们身边的伊朗难民视若无睹一样。”在1983年的《两眼双盲》(Two Sightless Eyes)，以及1998年的《万籁无声》（Sokout）中，莫森讲述的同样是盲人的故事。

下一个镜头里，流亡者终因全身不可控的抽搐而倒地，一觉醒来，游行队伍远去，盲犬和盲人也找不到了。坐轮椅的房东太太最终把他拒之门外。“她的拒绝，并没有好与不好的道德批判，因为她只是一个房东，她租赁整个世界，她代表了权力。”

而莫森去年的新作品《总统》，则描述了另一种类型的流亡者：一个独裁者被颠覆政权后的流亡生活。

“即使你是一个总统，你能改变的也并不多，前一秒你的手下还在给你鼓掌吹捧，下一秒他们可能就成为要逮捕你的敌人。”莫森要为独裁者正名，“独裁者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角色，换了任何人在那个位置都一样。”

故事还是纪实，在莫森的电影里经常让人无法辨别。“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在那个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死了！”莫森感慨，“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他们有不同的理念，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一个领导人，而涉及到社会的规则、文化以及道德。”即使推翻政府，“没有任何改变会发生，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甚至更糟糕”。

莫森的电影想要表达的是：“复仇并不能带来公正。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即使这个人是总统。我们要改变的是文化。”

在《总统》里，与流亡的老总统共同流浪的是一个小孩：“小孩是善良的，总统是世故的。小孩是总统的过去，总统就是小孩的未来。”

莫森认同人性本善：“人本来是善良的，但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不良的教育一点点地把本性善良的人变坏。孩子们被放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他们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变得自私和残酷。”

莫森的电影就像一面镜子，他希望用电影来改变伊朗。

这是莫森第一次来中国。在此之前，莫森通过中国电影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过去二十年，中国有很多好电影。”莫森偏好政治现实题材的影片，喜欢看陈凯歌和贾樟柯的作品，他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英语版的张艺谋的《菊豆》。

他会去小市场买DVD，这也是他认识中国电影的途径。在伊朗，盗版DVD大概1美元一张。成百上千的小商贩在地下DVD市场里讨生存——冒着被抓入监狱的风险：“抓了一批，第二天又出来一批。这是一个不会结束的游戏。我们在制造电影，他们在卖，警察再抓住……如此循环往复。永远不会停止。”

在莫森看来，伊朗现状的核心原因在于：“传统宗教的势力非常强硬，比如说我们的妇女出门都要盖上自己的脸。我们生来应该是为了今生的美好生活，而政府却把希望寄托在人死后的美好生活中，把精力用在压抑今生的生活。” 

在伊朗，拍电影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不能有性，不能有暴力，不能有政治。我们有思想的限制，有文化的限制，有人的限制。有些时候，只要领导说，他不喜欢这个人，他就会把你的名字放进黑名单。甚至不能用某个演员。”

莫森想要用电影来改变伊朗现状。“二十多年前当我在监狱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即使推翻了政府，成了总统，你也不能改变社会现状，这是我要在《总统》里表达的。我们需要改变文化。所以我离开了政治斗争，我开始拍电影，我要改变人们的观念。”

莫森的一家都是导演，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儿子。莫森的一家也都是演员，他的儿女们都曾经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玛克玛尔巴夫电影公司还有自己的电影学院，是伊朗电影业人才输出基地。

在这些伊朗的年轻人身上，莫森看到了希望：“他们用手机来拍电影，再将作品传到互联网上。没有人可以控制人的思想，互联网无所不在。”

莫森想要通过电影达到的最终目的，是改变文化：“电影比政治更有价值，政治变革总是短期的，但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莫森将他的电影比喻成一面镜子：“我希望这面镜子能照出伊朗人的现实生活。他们在看我的电影时，就像在看镜子一样，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现实。”萨米拉·玛克玛尔巴夫是莫森的长女，她在2000年的电影作品《黑板》（Takhté siah）讲述了一个伊朗教师的故事：老师背着面积数倍于身体的黑板，游荡在伊朗光秃的山野之间，寻找愿意跟他学写字的人。

或许，在这部电影中，莫森看到的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