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卖红薯”无法纾解救助漏洞的忧伤

文｜郭元鹏

适逢双十一，湖南省高速公路警察局的民警们也在这天变成“微商”，只为筹措善款救助一位可怜的老人。老人名叫赵可爱，今年64岁。2009春节后，赵爷爷的儿子儿媳和女儿坐车回打工地，发生车祸不治身亡，肇事司机无力赔偿，后被追刑。他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把亲生儿子可用的器官，全部无偿捐赠了出去。今年8月25日，赵爷爷被查出患了胃癌晚期。亲朋好友和社会爱心人士为他筹集4万元做了胃癌切除术，术后医生叮嘱他还需10次化疗。（11月12日《潇湘晨报》）

真的不知道，“交警卖红薯”的效果能有几何？交警不是生意人，当“微商”也没有经验，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真的还不好说。当然，这样的卖红薯，也有着“爱心”这个最好的营销方式，在感动你我之后，红薯也能货畅其流。问题是，红薯能值几个钱？卖完了红薯，对于困难家庭又能起多大作用？

“交警卖红薯”是积极的担当。不过这种温暖也是无法消融救助制度漏洞冰山的。也就是说，依靠“交警卖红薯”无法彻底解决老人的问题，即使能够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对于此类现象的纾解也没有多大意义。“交警卖红薯”能救得了一个老人，却终究救不了所有困境中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老人的儿女和儿媳都在一场车祸中死亡了，目前只有他和老伴和孙女相依为命，而且还是一个没有老年保障的农民。当困境中的他又遭遇了癌症晚期悲催现实无奈的时候，这样的人生也就跌落在沼泽和泥潭中了。拉他们一把，不能指望“交警卖红薯”，而是需要各种救助制度的变革。

这位老人曾经有着爱心举动。将发生了车祸的儿子的器官进行了捐赠。要知道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位农民来说，对于一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人来说，会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初，他用儿子的器官挽救了其他人，如今当他需要医疗救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我们需要构架一个“回馈制度”，对于曾经有益于社会的人，应该在医疗救助上进行回馈。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鼓励市民无偿献血。对于无偿献血的人，在需要使用血液的时候，可以免费使用。那么，对于用儿子器官挽救他人的老人，当然也应该有“医疗回馈”。这需要有制度的设计，而不能只是埋怨医院的寒冷。

还需要说的是，在车祸发生后，虽然一家有三位亲人同时遇难，可是由于肇事者无力赔偿，刑事判决的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成了形式。赢了官司，赢了正义，却没有赢得赔偿。这固然和肇事者的经济能力有关系。不过，对于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的司法救助制度能否也有柔情？我们当地的沛县检察院和沛县法院，就专门设立了一笔“救助困难当事人”的公益资金，专门救助赢了官司却无法获得赔偿的当事人。虽然钱不多，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难。对于特别贫困的当事人，在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况下，政府是否也能有所考虑？

当然，这还牵涉其他救助渠道能否扩大范围和拓展渠道的问题。“交警卖红薯”无法纾解救助缺位的忧伤。制度破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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