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昨天的中国》的路径谱系

袁伟时《昨天的中国》的路径谱系

张耀杰

【张耀杰题记：这篇文章原载《中国新闻周刊》第43期，2012年11月26日，原标题为《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另载于《北京青年报》2012年11月30日，标题为《〈昨天的中国〉的路径谱系》。《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今天是袁伟时先生八十五大寿纪念日，在我个人看来，袁伟时先生研究解读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海内外的所有学者。旧文重发，祝福袁先生健康长寿；同时也对长期支持袁先生的学术研究的信力建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2015年12月15日。】

《昨天的中国》，是年逾八旬的袁伟时教授以访谈演讲稿为主的一部分学术文章的结集，其中的大部分文本笔者此前已经陆续拜读过。这次系统阅读，笔者依然能够从既生动活泼又厚积薄发的文字记录中，收获最为前沿的海量信息和真知灼见。借用袁伟时本人在该书自序中的话说：“唯愿社会转型步伐加快，企盼豁然开朗的一天早日到来！字字句句，都是自己劳作的果实，……”

袁伟时1931年12月出生于广东兴宁，1947年考入广州南海中学，1950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后回中山大学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厚积薄发的学术积累造就了他既注重价值观又注重方法论的研究范式，他的每一篇文章呈现给读者的，都是一种相对恒定的充分世界化的路径谱系。他自己在该书自序中概括说：“历史一再回到原点。法治，个人权利，自由，市场，金融，民主，宪政，选举，公开的政治……没有一个是新鲜词语！现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与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摆开世界地图，那更是人家在17、18世纪解决的课题，现在已成为那里小学生的常识。即使在中国，那也是19世纪的老话题。”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是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大连年会上的演讲及问答记录，其中既浓缩概括了近代史研究领域最为前沿的学术成果，也较为完整地展示了袁伟时最大限度吸收整合国内外前沿成果的学术视野。

该演讲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历史研究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典性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对社会国家要监督，推动它前进。第二个，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精神所在。”

第二个问题，是勇于答疑解惑的袁伟时关于辛亥革命的真知灼见：辛亥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大清帝国自己制造的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实是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开枪打死32人，引起四川民众的武装斗争，比武昌起义早一个多月。辛亥革命收获的最为重要的胜利果实，一项是民主宪政、五族共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另一项是新闻出版方面的言论自由。败坏这两项胜利果实的历史责任人，主要不是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而是国民党中的激进派。整个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都是独裁专制的党国体制；后来败退台湾才慢慢恢复了民主宪政、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辛亥革命的失败，应该是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努力彻底失败为重要标志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北洋政府的重新评价。袁伟时为此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学术成果。其一、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反思了苏联方面利用孙中山及国民党，对于中国社会的全面败坏。其二、袁世凯并不是像国共两党主持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卖国贼。这一点，早在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之后，由《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编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就已经得到充分论证。其三、台湾学者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充分论证了北洋政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里面所谓的卖国政府。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事实上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

接下来，袁伟时还谈到了对于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他特别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各种各样的作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坚持抗日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维护了私有制。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现在回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恢复私有制，恢复市场经济。”

在回答提问时，袁伟时又以充分世界化的学术视野，介绍了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百年激荡史》中的历史反思：所谓的“二十一条协定”，徒然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骂名，而没有实际效果。

在笔者看来，袁伟时在该书中所呈现的充分世界化的相对恒定的路径谱系，可以概括为第一层级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财产私有的个人自由；第二级的当事双方意思自治、甲乙平等的契约平等；第三层级的民间社会一人一票的民主授权；第四层级的国家及地方政府权为民所赋、权由法所定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第五层级的人类共同体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交往过程中，充分保障主体个人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基本权利的博爱大同。第六个层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平衡。这六个层级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不仅可以用来研究昨天中国的历史事件，更可以用来照亮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未来走向；最为集中地体现着袁伟时关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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