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到中国”的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人们可能会以为找到了新的方法在做事,但当他们把商业模式复制到中国的时候,却并没有技术。
远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媒体报道说在所有参展的4119家参展商中,仅来自中国的厂商就占了1300家。数字,是最为直观有力的现象表达,但现象背后的成因则远非数字那么简单。
中国的科技企业和电子产品出现在美国的电子产品展上,国内舆论称CES已经沦为山寨产品展销会,反倒是美国媒体《连线》刊文称中国已经从山寨大国发展为创新中心。前者有些妄自菲薄的悲观,而后者则对中国当前的创新创业热潮过分乐观。
中关村如今被称为中国的硅谷,这种表述实际上仍然承认硅谷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创新中心,而中关村只是其最佳翻版。过去几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变化日新月异,今天的创业大街已然熙熙攘攘,但多数创业项目若非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则是对硅谷项目的快速复制,当中国的创业者将硅谷模式搬到中国时,却往往发现缺乏核心技术作为支撑。
与从硅谷回国创业的前辈有过几次交流,他们口中描述的硅谷文化是绝对不能容忍抄袭者生存的,硅谷的投资者绝不会将钱投给那些市场上早已出现过的商业模式,这种对创业项目的苛刻要求恰恰是创新得以生存的土壤。然而这套做法到了国内却行不通了。
硅谷投资教父彼得·蒂尔曾经隐晦批评中国创业者的“复制”之风。“‘复制到中国’的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人们可能会以为找到了新的方法在做事,但当他们把商业模式复制到中国的时候,却并没有技术,这一类的复制是不可行的,但是做一件新的事情却可以。复制比创新容易,但是要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靠这个方法很难增长,也无力应对全球化的竞争。”
诚然,在模仿中创新是得以快速发展的捷径,我们也清楚许多无谓的创新甚至远不及模仿更富有成效,而且在国家发展的某个阶段也必然要经历一个猖獗的“山寨时代”,彼得·蒂尔也不否认这种逻辑,他认为当一个国家很穷,缺乏发展的时候,照搬其他国家是符合逻辑的。但要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过渡则需要一些新的东西。
不过,中国虽然尚未走出“山寨大国”的阴影,但至少开始逐渐摆脱对国外技术和模式的依赖,进入微创新和小范围创新的阶段。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崛起,“山寨”几乎是一个任谁也绕不过的阶段,日韩在二战之后经济快速复苏同样也是靠山寨欧美国家的产品起家,日本的山寨产品覆盖了食品、服装、小商品、玩具、动漫等行业,“日本制造”也一度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种情形一如今天的中国。
回溯到二战之前,美国的发家史同样也摆脱不掉山寨的影子,早期的美国靠向英国出口基础半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为主,经济模式也非常落后,同时美国廉价的劳动力也吸引着英国等全球资本的目光,美国对英国的山寨时期也正是英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疯狂逐利的时代,当然,英国人不会想到也不愿看到接下来美国的迅速崛起。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问题,随着中国劳动力廉价优势的不再,许多国外企业选择将厂房撤出中国转向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但好在过去这些年里中国通过对国外企业的“偷师”逐渐回到自主创新的正轨。
笼罩在中国身上的“山寨大国”阴影之上的,还有世界对中国缺乏知识版权保护意识的指责,在跨国经济贸易中,中国也往往被视为不守规矩者。当然,这些居高临下的指责是正当的,不过,别忘了美国当年同样对英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行为不屑一顾。
话说回来,美日韩同样经历过山寨时代并不能作为中国“将山寨进行到底”理直气壮的借口,中国的真正崛起终究要依靠自主研发生产,并逐渐摆脱对国外企业和技术的依赖。中国若想摘掉“山寨大国”的帽子恐怕还须时日,但这一天不会远了。
本文作者郝小亮,最极客创办人,TMT领域观察家评论人,《商界评论》《计算机应用文摘》特约评论员。扫描二维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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