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创业者：医疗医治健康 我们医治医疗

【健康点】我们处在互联网，或者说是早已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数字信息时代。数字信息技术的性感之处在于能够减轻信息不对称，并实现社会商业资源的更优配置。对于大健康领域这个全身都是痛点的行业而言，无论从药品、医生、患者、医院、医药、医疗器械企业，甚至外延的保险等各利益相关方等，现时都以不合理的存在而存在着，而这种不合理的存在意味着创业者可在相关领域，充分挖掘颠覆旧秩序的创业机遇。

医、患关系重构

患者需要医者怎样的服务？医生除了是个科学家，更应该是个心理辅导者。患者从医者处所获得的，绝不应只是一份判决式的裁定以及一纸药方，而应该是心理以及身体的健康咨询服务。哪怕从医生处不能得到解决身体问题的最佳答案，但应该得到最客观的妥善解决问题的路径以及方向，以及面对疾病的正确的态度，得以安心。

然而，现时医患之间，很多时候是一种畸形的关系：医生高高在上，而患者卑微如尘土。且不说一般的普罗大众，即使是提前一周预约挂号，到了三甲医院排队、领号大半个小时，也只换来医生草草五分钟了事。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社会资源不够大背景下的正常社会现实，但即使是社会精英阶层，通过层层的人际网络介绍，找了专家，在面对所谓的权威，也是完全的弱势，容不得对所谓的权威抱有任何的怀疑。但换另外一个角度，并不是所有医生都愿意承担与其能力不匹配的巨大压力以及地位。所谓医患纠纷，以及地位卑微的患者所作出的扭曲、极端的行为，都是源自于这种错位的医患关系。

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医生职业生涯是单调而封闭的，而信息技术让医者有了与患者真正交流的机会，并让资源配置有了质的变化——患者对医生有了自主选择权，这使得他们可以放下被体制扭曲的人格，不再是白袍之下冰冷的“权威”。

医院中心化的绝对卖方市场

名医正如高僧，怎奈现时中国大多数的医院就像很多名刹古寺一样——打着普济的名义赚众生的大钱。有道名医，在医院中心化的体系内，拿着只有个位数的诊金，看着肚疼感冒的小病。初出茅庐的小医师，诊金更低。这只能迫使体制内的医者变卖节操去卖药挣钱。医生，无论千百年的中国传统，还是国外的经验，本就应该是一个依靠手艺以及口碑经营 “粉丝”来谋生的，然而今天医生却难以脱离体制的温床。医院成为了整个社会医疗服务体系的入口、职称评定的入口、医保支付体系的入口，医生只是体制内的一颗螺丝钉，这是无奈，也是现实。

在医院中心化的体制下，患者沉默屈服，医生亦忍辱负重。医患双方都不快乐，而拥有公职身份把控采购、人事大权的医院领导权威即使胆战心惊，却盘满钵满。

数字信息技术已正在逐步瓦解医院的绝对中心化：随着第三方检测技术服务机构的崛起，以及大数据及基因技术的已然快速迭代，陈旧、腐败的医院设备采购体系，在疾病诊断技术上优势将不再明显，这也使得医生在治疗上可以脱离原有诊断体系；未来，把握用户资源的医生集团，结合第三方商业保险的支付力量崛起，或也可将会颠覆解医疗服务的支付入口；而依靠用户口碑资源，品牌医生根本也不需要体系内所谓的职称评定入口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未来，医院将不再是医疗服务唯一的路径，医疗卫生服务将变得碎片化。医院也许将变成像现时的报纸一样，曾经拥有无上话语权，而今天，即使它不会消失，但也不再是唯一的中心。

说不清的医、药关系

且不说“以药养医”的中国特色，事实上，医药公司与所谓医生权威之间“不能说的秘密”是全球性的问题，例如美国的FDA同样饱受诟病，医药临床评估把控在少数的医生专家手上，专家背后是利益集团控制的生物制药公司。但毕竟，FDA管制之下，仍然引领了全球医药科技的创新，对医药临床上实行“漏斗型”的宽进严出，并且对于数字化健康给予了足够的宽容。

而中国的医药临床审批体系是“针管型”的，难进也难出。难以想象，对比拥有数千人之众的美国FDA，拥有巨大人口基数以及临床资源的中国，药监局评审中心仅有上百人。大量的资源，从报审开始，就集中在极少数的权威手中。权力垄断了评审、临床的入口，这自然会产生寻租与腐败，以及妨碍技术创新的道德风险。

而大病——如癌症、艾滋等；或者慢性疑难杂症病——如糖尿病、皮肤病等，在技术确诊后，治疗效果的关键瓶颈已不在医生，而是依靠生物制药技术科学家创新的特效药。那些掌握药源的专家、权威，自然能药到病除。这些“名医”能以各种名义，使用各种渠道来源的特效药有效治疗而被神化，并且把控着所有特效创新药的临床资源，高产权威重磅论文，在自我“权威”不断提升的同时，还能挂着各种高级顾问的名誉头衔，道德风险极其严重。

在这大背景下，大数据、互联网能否提升药监体系的审批效率，能否破解药企、专家之间暧昧？基因技术、精准医疗，能否弱化医生在诊断治疗过程中的地位？

好在，互联网，是反权威的，在数字信息时代，破局或许只是时间的问题。

完全错位的医、保关系

医疗保险，在金融的本质上是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对赌：赌购险者生病的几率，也赌患病后成功治疗所花费的投入。保险机构，本应代表了患者的权益，就医疗服务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议价，为患者谋求健康管理最优的保障服务，同时赚取保险费用与健康管理成本之间的差价，并依靠为客户创造的价值参与市场化竞争。

然而，现实中的医保体系是反经济学的，基本医保管理方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公力部门，这导致代表购险者与医疗机构、药企谈判的权杖在政府手上。权力的目标是政绩，而政绩并不一定与患者的利益一致，而且权力难免产生寻租。更何况，占垄断地位的公立医院也是一个公职机构，医保管理部门即使有意愿代表患者，对医院也没有奖惩能力和控费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医生靠着公职身份资源，卖药挣钱便是自然的事。错综复杂而不合理的关系，注定医保体系存在资源的大量浪费。这系列的问题，也严重挤压了健康商业险的生存空间，浪费的社会资源也是大众埋单，引致了保险费用越来越高。可以说现时的保险是违反了保险让人们更健康的初衷的。

互联网+的健康保险，能否颠覆传统的模式？将医生、医院、医药完成一个良性共生的闭环，这个闭环内的共同目标就是防止患者生病，并且在患者病后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治愈。我们看到，国外的凯撒医疗集团等已经以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健康维护组织）模式实践了多年，国内的平安保险，也已经在进行各种有价值尝试。

治未病的创业机会

公众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宁愿花10元治病，也不愿意花1元预防。政府甚至整个社会的言论，基本也忘记了医改的初衷：重点放在让公民可以“看得上病、看得起病”上，而不是保障公民的健康权为出发点，让公民“不要生病”。

这致使绝大部分健康领域的资源，都倾斜在患病后的治疗的末端，而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干预、食品安全、慢病管理、疾病早期监测筛选等领域，甚少作为。而这写也为互联网数字健康创业预留了巨大的市场。

随着健康意识更强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这一切都在转变，目标焦点逐渐往健康产业前端转移，由其是60、70后的精英阶层：国外的治未病的生机疗法、低温素食烹饪等概念开始涌入中国并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体育运动、慢病管理、智能穿戴式健康管理软硬件潮流都在兴起。虽然这只是社会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小圈子自我觉醒的“乌托邦”，但相信这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变革。

数字信息时代下大健康领域创业：不择手段是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者，在医改的批示中，用了很多“深水区”、“硬骨头”之类的厉害词。这不是危言耸听，谨小慎微的改革根本无法撼动传统医疗体制的围城。过往在健康领域创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这个灰色地带下，尖锐地解决任何一个痛点都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引起原有利益链的强烈的反扑，过往只有莆田系这种能够融入灰色经济浪潮的“豪杰”，才能在传统利益体系内分一杯羹。

但在数字信息时代，唯有不改初衷，如何想着让人变得更健康，如何研究用户的需求并帮着用户更省钱，如何优化医疗的体验，如何基于市场和用户真正创造价值，才能凝聚整个社会良知的力量，对抗整个体系的不公平。他们不会受医疗的特殊性而绑架自己的思维，不受传统体系的桎梏而瞻前顾后，甚至在政策监管空白之处还会“不择手段”。

相信这些以“用户体验”为名，以“口碑”为道，快速迭代、不断试错的互联网跨界创业者了，会是治愈健康产业痛点最好的良医。他们九死一生、前赴后继，但我们相信，在互联网+的众创时代，他们定将重构健康产业的商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