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中的选择

美联储加息与两党博弈

恐怕全球金融媒体、投资机构从业人员和各国央行官员都早已听腻了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Louise Yellen）“2015年内某个时段美国加息是合适的”这句自去年10月底美国“台面上”宣布退出QE后每逢“节点”便絮叨一番的老生常谈，因为从那时开始，美联储的加息便如同传统相声《扔靴子》里那迟迟不扔下的第二只靴子般，让人既不敢放心睡觉，又总等不到消息兑现。如今离新的“节点”——9月17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已进入“倒计时阶段”，“耶伦之歌”照例高高唱起，而许多听众却早已懒得去多猜了，反正根据去年公布的时间表，2015年内美联储总共召开8次议息会议，9月17日是第六次，“年内”还有两个节点，如果真的要加，横竖不外这三次。

问题在于究竟要不要加，不但投资者和外国“观众”心里没谱，就连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财政委员会成员们也同样没个准数，否则控制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部分议员（如参议员图梅伊Pat Toomey就不会在7月中旬呼吁“美联储必须停止根据主观构想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并抱怨“身为国会议员却不得不每天早晨爬起来看电视上网去了解美联储利率”了。

尽管美国大选要在明年下半年举行，但美国这架选举机器却早早开始运转，人们自然会关心两党政治会否对美联储加息进程构成影响。

从理论上讲，美联储的成立和职能设置，初衷恰在于摆脱两党选举政治对需要稳定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构成太多、太频繁的冲击，这家机构在法律上被确定为中立机构，且不受行政和立法部门制约，自1977年开始，就被国会授权，在稳定物价、推动劳动力市场达到完全就业和维持长期稳定利率方面独立制定政策，不仅如此，美联储7名委员任期分别长达14年之久，这相当于美国总统最长任期（两届8年）的175%，且各委员任期交错，不会因同时届满而出现美联储“大换血”的现象，因此尽管委员的产生程序是总统提名、参议院表决批准，但每一任总统所能提名的委员总数是有限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政党因素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

正因如此，尽管自去年中期选举以来就有不少观察家议论“两党政治对美国加息的影响”，甚至有人直白地认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同时控制美国参众两院，将对美联储的加息进程构成促进作用，因为在中期选举前有不少共和党国会议员表示“是时候加息了”，而耶伦“2015年年内加息”的老生常谈，最初实际上是应付这部分共和党议员的“标准化台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美联储的加息进程并未因共和党对参众两院的控制而提速，如今8次议息会议已开到第6次，2015年“年内”也只剩下不到1/4，美联储的加息“靴子”却扔高悬着舍不得扔下。

更耐人寻味的是，如果说去年中期选举前，共和党人在国会内外还曾不断鼓噪，渲染美联储加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质疑和责难耶伦“令人费解的货币政策决策”，并有意无意将责任往民主党和奥巴马政府身上靠，今年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和共和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争夺的开始，共和党政要们质疑现行利率政策、催促美联储加息的声音反倒变小了，非但国会议员们“闷声大发财”，就连多达17位的总统候选人党内提名竞逐者，也不约而同地回避在这个话题上浪费宝贵的口水。

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党人不关注美联储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利率调整，恰相反，他们比过去更关注了，只不过关注和着力的切入点，放到了更高的层面，即利率政策的制订原则和制订权。

事实上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并非奥巴马任内或民主党执政所独创，恰相反，一直主张自由经济，强调市场调节作用的共和党人传统上比民主党更“热爱”低利率，去年部分共和党政要对低利率“开炮”，与其说是对利率过低不满，毋宁说是一度达到顶峰的“凡奥巴马和民主党赞同的我们必须反对”逻辑作祟所致，正因如此，当2016年大选周期进入到第一阶段，共和党内提名争夺成为共和党人当前“主战场”时，加息这个原本不在共和党传统重点关注范畴的话题，自然也就形不成讨论热点了。

共和党人在利率和货币政策层面真正关注的，是如何从美联储手中夺回利率和货币政策制订权，并将之在法律层面“固化”。

早在2014年4月，美国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JEC）主席、共和党人布拉迪（Kevin Brady）就在国会提出，应成立一个旨在“改革美联储作用”的“跨党派联合委员会”；去年7月，耶伦在国会作半年度例行货币政策证词前一周，共和党众议员们更提出推动立法，以限制美联储制订货币政策的权利。今年7月，图梅伊等共和党议员更明白不过地表示，美联储应该明确采取一种“可用数学公式推断的”、固定的货币政策调整原则，即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在何种情况下将触发货币政策作怎样的改变。

一些分析家（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宾德尔Sarah Binder）曾认为，共和党人控制参众两院后，会向美联储施压，迫使其加快收紧货币政策，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并削弱民主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但大半年来的轨迹表明，共和党人的逻辑与此正好相反——不是为了推动紧缩货币政策的落实而力促美联储角色转变，而是为推动美联储角色转变而拿紧缩货币政策说事。

由于党内竞争白热化，“小矮人”众多却缺乏有公认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出类拔萃者，共和党内对2016年大选能否战胜民主党入主白宫，恐怕并没有太大把握，但鉴于美国选民独特的“找平衡”特性，民主党人在白宫掌权越稳当、行政权把握得越牢靠，共和党人在参众两院中的优势地位，以及他们在立法领域的话语权也就越容易得到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促使美联储职能转变，让国会在货币政策决策中发挥更显著作用，就变得特别符合当下共和党人的根本利益。

布拉迪等共和党人去年起推动的“货币政策调整原则固定化”看似意在强调货币政策变化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透明度，实则有“掺沙子”之嫌——共和党人提出，一旦货币政策调整原则实现了“固定化”，而美联储所推出的货币政策和利率调整被认为与“固定化原则”偏差太多，国会就有权要求美联储向国会作出“为什么不照原则行事”的解释，很显然，这意味着美联储独立制定长期货币政策，且不受立法和行政权直接干预的基本原则从此不复存在。而今年7月托梅伊则说得更加直言不讳：“我不认为让国会来控制货币政策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事”。

事实上不仅国会和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同样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影响美联储货币暨利率政策制订、修改权的机会，奥巴马上任之初适逢美联储7名委员中出现3名空缺，他毫不犹豫推荐了3位“合乎胃口”的人选，去年底起美联储又出现两名空缺人选，奥巴马同样“只选对眼的”，且屡败屡战不肯罢休，究其原因也不外乎此。

当然，享受“超脱特权”长达38年之久的美联储也绝不甘被任何党派权利——不论是来自白宫的行政权，还是来自国会的立法权——套上笼头，他们势必一面继续抵抗这种在他们看来“不合规矩”的干预企图，一面继续保留自己“举着靴子总不扔”的“模糊权”。

至于两党暂时就只能在权限范围内相互恶心一把——共和党参院继续凭借席位优势阻击奥巴马的新美联储委员人选提名（下一位到期的是2016年1月31日的拉斯金Sarah Bloom Raskin，因此奥巴马任内被阻击的看来只有两位），而奥巴马则继续高举否决权制约国会任何试图借立法程序让美联储政策轨迹向有利于共和党或不利于民主党方向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