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中立”是与非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也无论如何努力避免,智库都难以从根本上将其政策主张与价值立场截然分开。

文/陶郁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讲师

如今,智库在许多领域中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影响政策进程的新力量。有别于政党和压力集团等长期活跃在政策舞台 上的传统行动主体,智库在参与政策进程时,往往要避免以立场先行的面目示人,而是更强调其政策主张背后的知识依据和逻辑理性。然而在现实中,受到诸多因素 制约,无论智库如何强调自身态度有多么客观,都无法排除价值立场对其政策主张的影响。

为何讳莫如深?

在人们的认知中,许多智库都具有相当鲜明的价值立场,以致于它们的名称常与“自由派”、“保守派”和“中间派”等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形容词联系起来。

然而,几乎没有哪家智库愿意公开承认其政策主张会受到某种价值立场的影响。相反,大多数智库都注重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同时不厌其烦地宣 称他们的政策主张是通过客观研究产生的。例如,被多次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虽然常被认为秉持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却将自身首要使命定义 为“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且明确强调这些研究构成了其政策建议的基础。

那么,为何智库如此忌讳承认价值立场对其政策主张的影响呢?

首先,对于许多人而言,价值中立的研究者独立分析得出的结论,要比直接鼓吹某种立场的说教更容易使人认同。因此,许多智库就算有着有相当明确的 政治色彩,也倾向于自我定义为中立的专业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即便是著名的保守派智库卡托基金会,在明确承认支持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与世界和平 等价值准则的同时,也专门强调其名下的所有研究都是“独立”和“中立”的。

其次,一些国家还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要求智库塑造自身中立的形象。例如,绝大部分英国的智库在注册登记时,都声明自己是非营利的志愿团体。这种法 律身份首先可以使智库在税收上获得优惠,降低成本;但也意味着智库在提出政策主张时,有义务以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尽量避免与具有特定利益的组织和个人捆 绑牵连。

难以摆脱魔咒

尽管智库往往不愿承认,但其政策主张和价值立场间往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无论智库如何努力避免或掩饰,这种联系在现实中都普遍存在,且难以消除。

首先,智库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程度在于它们能够将研究机构、大众传媒与政府机关紧密联系起来,使得其理论与实践能够在频繁互动中得到完善。然 而,由于各自功能不同,研究机构常刻意与各种价值立场保持距离,大众媒体和政府机关却倾向于鼓励组织和个人明确表达其价值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智库为了有 效向大众传媒和政府机构输送知识和意见,通常难以像研究机构那样在价值立场上保持超然中立。

其次,智库筹措资金的过程为价值立场影响政策主张创造了可能性。例如,许多由企业和个人发起的基金会出于利益、兴趣和立场,明确规定了资助的领 域和范围。即便这些基金会完全不干涉受资助智库的具体运行过程,它们对资金去向的规定,仍从根本上限制了后者的活动范围和关注领域,常会导致智库有意或无 意地选择重视或者忽视某些问题。

再次,许多智库的主要创立者都具有相似乃至相同的价值、志趣和利益;不仅如此,那些与创立者价值立场接近的人,在智库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更容易被 吸收进组织。久而久之,智库中常会集合起一批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高度相似的社会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智库如何刻意确保自身组织架构的独立性, 其政策主张往往都反映着特定社会阶层或团体的价值、志趣和利益。

最后,在现代社会中,绝大部分政策措施都往往需要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改善另一些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智库提出何种政策主张,都必然要基于自身价值立场,判断哪些社会群体的何种利益诉求更值得自己支持。

类似地,在全球化时代,诸如推动节能减排、消除贸易壁垒和便利人口流动这样的重要议题,往往同时牵涉多个国家的利益,甚至可能对不同文明和代际 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这种众口难调的情况下,即便是那些真诚着眼于全人类福祉思考问题的智库,在提出具体政策主张时,也需要从自身价值立场出 发,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做出选择。

脱下“皇帝新衣”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也无论如何努力避免,智库都难以从根本上将其政策主张与价值立场截然分开。因此,尽管智库常强调自身具有专业性、独立性与中 立性等特点,我们在面对其研究成果和衍生出政策主张时,还是要始终小心谨慎、保持头脑清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先入为主地全盘否定或轻视由智库所主 导的研究;恰好相反,我们应该意识到:正因为智库与现实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联系,其研究成果在实践方面才更具创新性和操作性。

对于智库来说,既然价值立场对政策主张的影响不可避免,就没有必要穿上“皇帝的新衣”,对此刻意否认。相反,如果智库能够坦诚明确地公布自身价 值立场,并努力避免有选择性地重视或忽视某些信息,可能会更加全面地认识到自身政策主张的合理之处与局限性,更大限度地争取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在政策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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