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会的决议中。
文|舒圣祥
“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会的决议中。这是北京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的一个新动向。人口无序过快增长,是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11月26日新华网)
2014年常住人口2151.6万的北京,提出了人口2300万的“天花板”目标,这意味着留给外地人进北京的指标“已经不多了”,或者说,“北京欢迎你”已经成为过去式。众所周知,在城市化进程中,北上广等大城市急剧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多”——因为“人多”,所以交通拥堵,所以污染严重,所以房价高企……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曾建议北京实行“人口准入制”,清华大学教授文国玮则建议,“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人口准入制也好,考试审核制也罢,说白了都是要“参照国际经验”将大城市搞成需要签证准入的“国中之国”。可是,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迁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诸如“工作许可制度”只能对外国人适用,而不应该包括自己的同胞。
更何况,如果“大城市病”确实是种病,“人多”充其量只是病状,而不会是病因;将药方开在治“人多”上,实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人总是跟着资源走的。一个地方之所以人特别多,可能是因为工作机会多,比如前些年的东莞;也可能是因为公共资源多、公共服务好——我相信,那么多人选择北京,绝不是因为喜欢那里的雾霾和沙尘暴,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个人发展的机会在那里,因为全国最好的资源都聚集在那里。
因为资源过度聚集,因为地域发展失衡,因为公共福利悬殊,所以“人往高处走”,这是必然的规律,也是“大城市病”的根源所在。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虽然已经从“农村社会”迈向“城市社会,但城市化进程依然需要加速推进,要问这些“新市民”最想去哪里,恐怕还是北上广等超大城市。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设置各种进入门槛去“堵”肯定不行,必须从“单中心,摊大饼”的资源过度集中发展模式上改起。
通过分流城市资源来分流城市人口,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思路。具体的做法,可以是东京、首尔等大城市普遍采用的“城市副中心”模式,将行政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国企单位等,向周边的卫星城和城市群转移,通过资源外迁、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实现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当然,解决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更需要全国一盘棋通盘做考虑。其实,国人是最讲故土观念、最为安土重迁的,涌向大城市不是非此不可,无非“为稻粱谋”。
“大城市病”应该对资源过度集中的大城市独吃模式形成倒逼,而不是高筑人口准入门槛;“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说到底都是治标,要解决“大城市病”,要鼓励“逃离北上广”,关键还得公共资源分流,还得公共福利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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