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北京人口太多，其实北京可以容纳5000万

文|廖保平

刚闭幕的北京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表述，出现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会的决议中。决议提出到2020年，北京人口总量2300万的“天花板”。

这不是官方首次表态要对北京市“控制人口”，但此前“控制人口”都以失败告终。比如2005年国务院会议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当中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要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早已被突破，目前北京人口已达2154万人。

用“天花板”这样的词，其意是说北京“人口承载能力已到顶”，“北京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多”，而且人口无序过快增长，成为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不过，从现在到2020年，要在五年之内将人口增长控制在146万之内，我以为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北京提出人口2300万的“天花板”，其中一个主要依据是水资源严重短缺、承载力接近极限。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北京缺水，地球人都知道。由中国社科院、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市发改委等单位专家完成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指出，淡水资源是京津冀区域承载力的最大短板，其中北京市人均水资源为119立方米，远达不到联合国设立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

不过，世界上没有几个超级大城市的水资源是富足的，新加坡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居世界倒数第二位，人口密度吓人，其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用水主要靠收集存储雨水、淡化海水、净化污水和从邻国进口来满足。即便这样，在2012年时，新加坡政府公布的白皮书预计，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到2030年人口须增加30%至690万，其中36%即250万是外国工人。新加坡并没有以“水资源严重短缺、承载力接近极限”来控制人口增长，那么，水问题为什么就在北京无解了?

退一步讲，北京缺水，但要搞清楚为什么会缺水?北京的水都用到哪里去了?答案是，北京有大量的水资源用到了产值极低的农业上去了。童大焕先生发表在2014年1月21日腾讯大家上的一篇文章《休想借行政力量控制北京人口》提到：北京十五、十一五规划的十年间，常住人口增加600至800万，居民生活用水量只增加1.7亿立方米，并不是6亿立米方;北京2010年城市总用水量是34.5亿立方米，其中270万农民的农业用水12亿立方米，占全市总量34.8%，产值却不到全市2.4%。如果在城市化过程中北京减少一半农民，一半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省出6亿立方米的农业用水可以供2117万至2823万新增城市居民使用。如果腾出的相当一部分农业用地改为森林用地，还可以改善北京生态，增加和涵养水源。也就是说从现在水资源看，北京再容纳一倍以上的人口不是问题。

很显然，不是北京水资源不足，而是将宝贵的水资源用于低效的产业中，进而增加了水资源紧缺度，然后又影响了北京人口承载力，于是地方政府便以控制人口增长为抓手，整治群租和地下室出租，希望把所谓的低端人口赶出北京，迁走服装批发市场、大红门市场等集贸市场，试图将低端行业迁出北京。如此用行政办法将人口赶出北京，以期达到控制人口规模，可行吗?

城市的发展一如自然生态，不能只有高端人口而没有低端人口，高端人口需要低端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生产服务，就如同自然界一样，单一的物种必难长存，城市越大，所需要的不同层级的人口越多，人为的将低端人口赶出城市，将会带来另外的问题。

而且，单从资源消耗如水资源消耗来说，同等数量的高端人口消耗的资源远高于低端人口。例如，消耗水量极大的高端洗浴业消费者主要是中高收入阶层，而低收入阶层则基本无此奢求;高收入阶层开大排量汽车，住大房子，低端人口挤公共交通、住地下室。他们的资源消耗不在一个量级。如果非要控制北京的人口增长，不应该是将低端人口赶出去，而应将高端人口赶出去，高端人口带的资源多，高端人口走了，同时会带走资源，带走为他们服务的人。单以控制人口而言，目前“赶低吸高”恰恰是错误的做法，既吸引和留住了更多的高端人口，必然地会吸引更多的低端人口。

这其实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一个城市集聚了这么庞大的资源，必然有相匹配的人口吸附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2014年《京津冀蓝皮书》提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如此小的国土面积集聚如此之多的人口，就是资源的神奇吸附力。人总是跟着资源走的，想让一个地方资源优越而人口密度不大，这不符合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哪怕行政上关上了大门，人们也会爬窗而入，明着进不了，也会暗流而来。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如果扣除相当大一部分流动人口，真实的城市化率肯定没有这么高，2013网易金融论坛上，原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认为，中国真实城市化率不到35%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城镇化深入发展，北京这样的城市还要担更多责任，还要吸纳更多的人口，现在应该做好吸纳更多人口的准备，挖掘潜力，不应该早早就预设“天花板”。

从人的理性选择来说，一个城市是不是到了人口“天花板”，他们是能够感知和判断的，也会用脚投票来选择去留。市场上人口纷纷挤入，说明人口未必真到“天花板”。如果真的到了“天花板”，就会出现净流入为负数的情况。

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过去规划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天花板”是1800万人，现在早就走超了，说明北京的承载力的强大。

动态地考察应该考虑到中国人口的总体增长情况。目前，中国已经掉进“超低生育率陷阱”，有一些三四线城市开始成为人口净流出城市，所谓“人聚财聚，人散财散”，这些城市正在为人口减少(多为青壮年人口)而担忧。像北上广深这样一线城市仍然是持续的人口净流入城市，说明这些城市有活动、有机会、有吸引力，这是大好事。从城市的长远竞争着想，不应该动不动就自己给城市人口设限，人口是负担，人更是财富创造者，有人的城市才有兴盛繁荣，北京应该以更加宽大的胸怀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不是将人口赶出去。

最后强调一点，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会形成巨无霸的城市，“大城市病”是城市化发展难以逾越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优点无需多说，它确实又有诸多弊病，但事物总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只有利而无害的事，要想要城市化就要接受这个结果，因此，没必要夸大“大城市病”，使人患上“大城市恐惧症”，而是理性地应对这一切，采取综合措施使“大城市病”的负效益尽可能降低。我们相信，城市的管理者们有足够的管理智慧，而民众也会做出理性选择。

（本文原载无界新闻，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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