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东西不会丢的国家

春节前刚从挪威回国。有趣的是，三个同伴此行都有物品失而复得的经历：大到一件托运行李，小到一台平板电脑和一个转接插头。

这三个例子都不算特别典型：同行女孩的托运行李没有随航班走，属于航空公司出乌龙；另两件遗失均发生在酒店内，不是在大街上。不过，类似的经历笔者还有过不止一次。

几年前也是到挪威出差时，有一次在奥斯陆火车站购买去机场的车票。下到站台十来分钟，才意识到把刚买的麦当劳早餐拉在自助购票机上了。赶紧跑回购票大厅，那个早餐纸包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购票机显示屏的上方。

另一次从奥斯陆坐飞机到斯德哥尔摩，抵达后惊觉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当时就一阵眩晕：硬盘里有大量重要资料啊。

回想起来，应该是在机场过安检时从包里拿出，过关后忘了放回去。托一位曾在挪威驻北京大使馆工作的当地朋友打听，万幸笔记本还在奥斯陆机场。

最可能遭遇这种事的地方除了北欧，日本也算一个。不久前，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读到一篇的专栏，题为《在东京遗失东西真找得回！》。作者黄菁菁写道：2013年9月，日本混血美女主播泷川克莉斯汀在阿根廷为东京申奥致辞时曾夸口说：“在东京遗失了东西，基本上都能找得回来，即使是现金！”

日本富士电视台特意进行了检证：分别在一个咖啡厅和人流量很大的某广场的坐椅上留下一只皮夹，并用隐藏式摄影机拍下民众看到失物的反应。

结果咖啡厅的10组客人都毫不犹豫地拿起皮夹交给店员。广场上的12个捡到者则反应不一：有的人看到皮夹后先张望四周，确定失主不在附近后才交给警察；有的人先打开皮夹查看，再交给警察。被记者询问时，这类人说：如果钱包里有联系电话，就可以赶快通知失主，但打开后又意识不该动别人的东西，所以赶紧交给警方。

文章作者也有过亲身体验：大学时代她留学日本时，一次到涩谷逛街、回学校后才发现，相机好像忘在百货公司展示柜上了。当时以为已经过了大半天，相机估计找不回来了，不料打电话去问，专柜小姐竟说，已交由服务台保管，随时可以回去领。

还有一次到东京迪斯尼乐园采访人山人海的花车游行，拍照时把背包放在地上，离开半小时左右突然察觉到，把背包放在地上了，里面还有刚领出来要给儿子交学费的巨款，急得拼命跑回游行现场，竟看到背包仍在原地，根本没人动过。

她还有坐地铁掉名牌钱包、小侄女遗失绒毛玩偶、婆婆逛庙会丢皮包的经历，最后无一例外地都找回来了。

笔者在日本倒是没有遗忘过东西，不过在自己的博客上转载以上文章之后，包括同事在内的不少人都回应说，类似的事他们在日本也经历过很多次。

这些事例令人感慨万千，尤其是在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作过横向对比之后。在当今的中国，遗失贵重物品能够找回来的概率，估计比彩票中奖高不了多少。我们更经常听说的是：遗忘在公共场所的手机被人“顺走”；离开自动柜员机时如果忘了退卡，余额会被人提取一空；出租车司机企图赖掉乘客拉下的财物；农民工年前骑车时不慎掉落多位工友一年的血汗钱，结果被捡个精光；倾翻的一卡车柑桔等货物遭众人哄抢……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毕竟，咱们的历史上也曾留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记载，前人还发明过“拾金不昧”这样的成语，何以现在会沦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式的类丛林世界？

毋庸置疑，日本和北欧都属于世界上最发达富裕、民众教育程度和素质最高的国家，它们不必像我们这样成天宣传弘扬、树立模范，就达到相当高的道德水准。

究其根源，一是民众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社会决策，因此大多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主人，希望它变得越来越美好，公德不断提升。任何爱惜自身名誉、在乎自己所处社会的人，都会自觉自愿地这样做。

除了公德心和荣誉感之外，这也与对他人的尊重有关——每个人的权利和私有财产都不可侵犯，这一理念已深深植入国民的头脑中，“他人财物不应据为已有”被视作理所当然。

北欧和日本还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都是收入和财富差距不大的社会。相比中国0.473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最新官方数字），日本2002年为0.381（世界银行数据；下同），挪威是0.258（2000年），瑞典是0.25（2000年），丹麦仅为0.24（2005年）。

这些社会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均富，而且筑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使国民的有尊严生活能够得到保证。

最后，这些国家都是法治社会，司法独立公正，没有任何特权个人或集团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民众没有被剥夺感、受欺压感和满腹冤屈，就比较不可能通过窃据他人物品的方式，来获取不义之财或者报复社会。而在一个小偷和骗子满街走、做好事都可能遭人讹诈的地方，遗失物品的人不应抱有过高奢望。

当然，北欧和日本也未必到处是天堂。去年夏天笔者也到北欧旅游，一天傍晚逛到哥本哈根一条繁华购物街，走进一家小店想买个冰箱磁贴。出于对北欧治安的放心，就懒得给租来的自行车上锁并取出放在车篓里的双肩包。

进店才两三分钟，忽然察觉停在门外的自行车不见了！冲出去一看，车和背包已经踪迹全无。一位移民长相的路人同情地说：“是个摩洛哥人偷的！他骑上车往广场方向逃走了。”

那次失窃损失惨重：除了妻子的手机、平板等等之外，最要命的是护照也在包里，而此时距我们回国航班的起飞时间只剩两小时。四处搜寻无果，无奈只得到警察局报案、开证明，第二天再找到地处远郊的中国大使馆补办护照，再重新购买机票……

这个例子说明，合法和非法移民的到来，也开始为北欧和日本这些原本民族单一的高素质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