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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身以火，照亮台湾——郑南榕殉道25周年祭

1989年4月7日，晨，台北阴天。民权东路小巷内一栋普通的民居，三楼，《自由时代》杂志社，郑南榕叫醒了正在睡觉的女儿郑竹梅。这位42岁的父亲，牵着8岁女儿的手，将她交给了杂志社总务主任邱美缘，“竹梅，你跟邱阿姨走”。然后他转了个身，走进总编室，关起门，取下粘在汽油桶上的打火机，点燃了自己。

郑南榕何许人也？去台湾之前，说起肇始于1950年代，在197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台湾“党外运动”，如雷贯耳的人物，是雷震、许信良、施明德、李敖等；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说得上来的，就是“美丽岛大审”，至于在此之后十年，台湾解严后两年，从意义及影响上来说丝毫不亚于“美丽岛事件”的郑南榕自焚，则闻所未闻。

台湾朋友告诉我，你没听过他名字不奇怪，现在不少台湾人也不知道他，有人是自己刻意要忘记，有人是刻意想让别人忘记。

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郑南榕之父是日据时期赴台的福建人，其母则是基隆人。在台湾，他算“外省第二代”。这个尴尬的身份，使得郑南榕一出生就被命运打上一个悲情烙印——他生于1947年， “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北，族群对立剑拔弩张的年代。郑南榕在简历中如是说：“二·二八事件后，我们是在邻居的保护下，才在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报复浪潮里，免于受害……那事件带给我终生的困扰。”

国民党对台湾的威权统治，大致上说，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志始，以1987年开放“两禁”志终，郑南榕一生横跨台湾最黑暗的时期。政治高压之下，国民不外两种选择：或俯首为臣民，或抗争当公民。万幸者，当年之台湾，胡适、殷海光等自由主义大师并没被完全钳口，薪火相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郑南榕1968年考上台湾大学哲学系，得以多次拜访在该系任教之精神领袖殷海光——这也许是一种命定：之前，他曾考上成功大学工程科学系，不久便因所学非所志而休学，次年再考上辅仁大学哲学系，后才转学考到台湾大学哲学系。大学时代，郑南榕大量研读胡适、殷海光、李敖等人的著作，为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他最后因拒修国民党规定的必修课《国父思想》而放弃毕业证书，也就毫不让人觉得意外了。

1972年2月，郑南榕与他在辅仁大学时就开始追求的叶菊兰结婚——那几乎是一场私奔，因为叶菊兰父亲强烈反对。婚后数年，他从事过多种职业，直到1984年，才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创办《自由时代》周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我这样思想训练深厚的人，办杂志是实践信仰最适当的方式。”早在1970年代，台湾的党外杂志便已蔚然成风；“美丽岛大审”所营造出来的恐怖气氛，并没有吓倒台湾的自由知识分子，新创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合力拱出让岛内外侧目的舆论空间。

一边是党国体制强力打压舆论，一边是党外杂志逆势上扬，这看似不可能的政治生态，就这样在台湾存在几十年。如斯背景下，《自由时代》甫一面世，就亮出“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这一鲜明旗帜。创刊之前，郑南榕很清楚，这新生的阵地将会遭到不断的查禁。按当时的台湾出版法规定，非大学毕业生不能当报刊发行人，郑南榕就到处搜集大学毕业证书，一口气申请了18张杂志执照，做被查禁停刊时的“备胎”。

从1984年4月12日创刊到1989年11月休刊，《自由时代》总计出刊302期，被停刊44次，换了22个刊名，但仍坚持每周上市，从未脱期。自始至终，《自由时代》都以文字为“投枪与匕首”，揭露黑暗统治，表达解严、组党等政治诉求，与国民党的舆论管制正面对撞，让当局头痛不已。

办刊之外，郑南榕更致力于发起各种行动。1986年，他与党外人士策划发起了“519绿色行动”，带领数百名示威群众聚集于龙山寺（电影《艋舺》中那座寺庙），抗议长达36年的“台湾戒严令”，与防暴警察对峙十多个小时。活动过后没多久，郑南榕开始被警方监视，并以“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为名被判入狱八个月。值得一提的是，郑南榕坐牢期间，《自由时代》仍继续出版。对于入狱，郑南榕在日记中表示：“台湾政治问题若未解决，早出狱、晚出狱并无多大的差别，台湾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监狱。”

1987年1月24日，郑南榕出狱，十天之后，他又与党外人士组织“二·二八和平促进会”，发起“二·二八真相平反运动”，在台北、台南等地举办了多场游行和集会演讲，并在2月28日那天，在台北举办了第一次“二·二八公祭”。

1988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郑南榕在《自由时代》上刊登了学者许世楷所写的《新宪法初案》全文。此举彻底触怒当局，《自由时代》立遭查禁。一个月后，郑南榕也收到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所签发的“涉嫌叛乱”传票。面对传票，郑南榕公开表示，他将不会出庭应讯，同时掷地有声地宣布：“国民党不能抓到我的人，只能够抓到我的尸体！”

此后，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强行拘捕，郑南榕买来三桶汽油，用胶带将打火机粘在油桶上，将自己关在总编室里，开始自囚。在此期间，叶菊兰多次拜托郑的身边好友劝其打消自焚念头，郑则以韩国学生自焚抗议独*裁的事迹反过来教育他们。

郑南榕自囚期间，警方天天在周围监视观察。到第71天，1989年4月7日，警方失去耐心，部署警力，强行拘提——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郑南榕以最惨烈的方式殉道，那团熊熊烈焰，首先灼痛的，是家人之心。庸常之家，若有人老病而死，虽是违拗不了的自然规律，其家人仍会悲痛不已。在对人体造成的痛苦之中，灼烧级数最高，看着挚爱之人被烈火焚烧而死，妻女其创之深、其痛之巨，外人难以想象。2013年9月19日，在郑南榕自焚原址，我看到一幅巨大照片，照片上，叶菊兰抱着年幼的郑竹梅，看着躺在棺材里的，被烧成黑炭的郑南榕……再怎么铁石心肠者，看到此照片，都会为之动容。

其实，在“自由斗士”这个刚性身份后面，郑南榕也是妻子依赖的丈夫、女儿眼中的慈父。他懂得呵护妻子、鼓励妻子；每天带女儿吃早餐、喝咖啡、接送她上下学。《自由时代》原总务主任邱美缘回忆，郑南榕自焚前，他们一家三口有着令人羡慕的甜蜜幸福，“竹梅是很快乐的孩子。郑南榕常说，我很会娶妻子。女儿是生来疼的，生一个就够了……但为了他心中的百分之百的自由，他宁愿舍弃天伦之乐，让自己的短痛造成妻女一辈子的长痛。”

郑南榕自焚后，除国民党政府不断泼污水外，不理解者也大有人在，最常见的诘问便是：做为一个丈夫、父亲，在不是非死不可的情况下，作出如此决绝的行为，是否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关于这个问题，还是他妻女的话最有说服力。十年之后，叶菊兰才第一次面对女儿，告诉她：“爸爸其实把我们放弃了，他为了他的理想，把我们放弃了。但我希望，我们要共同原谅爸爸。”而在郑南榕纪念馆里不断向参观者播放的纪录片里，长大成人的郑竹梅，泪流满面地对访谈者说：“我一度很不理解他，他是那么的爱我妈妈，那么的疼我，可为什么就那么狠心地抛下我们不管……等到我长大了，我才慢慢地去理解爸爸作出壮烈选择的意义与价值。”

我们没有牺牲，下一代怎么办

“我们没有牺牲，下一代怎么办？”这是郑南榕常说的话，也可视为他的殉道动机。在长达71天的自囚中，这也应该是他最常思索的问题。毋庸置疑，正是这问题的答案，让他冷静地作出自焚的决定，从容赴死。

郑南榕没有白白牺牲。他身上燃起的火焰，极大地激励了同样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战友，也唤醒了不少原来不甚关心政治的民众。1989年5月19日，郑南榕出殡，台北万人空巷。迫于舆论压力，当局对送葬队伍不敢过分阻挠。队伍行经总统府时，与拉起铁丝网的警方进行对峙。此时，又发生了壮烈的一幕：曾在《自由时代》杂志社工作过的草根党工詹益桦突然冲出人群，扑向铁丝网，点燃事先藏在身上的汽油自焚身亡，追随郑南榕殉道而去。

郑南榕冲击波所及，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成燎原之势。他的影响力继续推动着后来的“海外黑名单返乡运动”、国会全面改选，甚至总统直选等。

位于民权东路3段106巷3弄的《自由时代》杂志社原址、郑南榕殉道的地方，现已被辟为“郑南榕纪念馆”，馆内保存着大量郑南榕遗物及历史照片。而郑南榕点火自焚的总编室，则保持着当年火烧过后的原貌，25年过去，烟灰焦墨，依然触目惊心。2012年6月，台北市政府市政会议通过，为该地加挂“自由巷”衔牌；8月21日，台北市长郝龙斌主持了“自由巷”揭牌仪式。但随着台湾政治气候的波诡云谲，围绕郑南榕的争议并未停止，今年初，郑南榕就读过的成功大学，就曾因是否把新广场命名为“南榕广场”而引起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

比质疑更可怕的还是遗忘。受郑南榕启蒙走上从政之路的叶菊兰在接受采访时说：“经过二十几年，郑南榕就逐渐淡出人间的记忆。但从历史来看，能率先觉醒的，本来就是少数人，我们的社会一直都是由少数的人先觉知，然后去驱动社会改革……我希望郑南榕能够永永久久被记住。但被记住要作什么呢？我希望人们能记得，自由的代价是这么不容易，言论自由的代价是那么高。”

已故台湾学者张锡模曾经如此评价郑南榕：“如果他不选择自焚，而是选择活了下来，那么他会被捕，被判刑、被送进监狱，但还不至于被判处死刑，甚至遭终身监禁的无期徒刑也谈不上……只要郑南榕愿意，他可以不死，活下来，走进国民党的监狱，然后在民主化之后的台湾，光荣的走出监狱，受到人们的尊敬……然而，郑南榕并未选择这条路，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自己主动走向死亡，藉以彰显一个坚定的价值观：不自由，毋宁死。”

对一个以生命践行使命的“行动思想家”，也许，任何假设都是不敬。但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如张锡模所说，郑南榕不选择自焚，而是被捕被判刑，那么，台湾民主化后，他会成为什么？荣辱两极的陈水扁？老而不死的李敖？还是抗争不息的施明德？如果时空真能穿越，让叶菊兰回到1989年，将台湾25年来之种种告知郑南榕，他是否还会作出同样选择？如果25年前郑南榕没死，今天面对台湾现实，他又将会作何惊人之举？再回到郑南榕那个终极问题“我们没有牺牲，下一代怎么办”——他那一代已做出牺牲了，这一代该怎么办？

答案，就在“反服贸运动”中被岛内外疯转的推文里面：

爷爷革命，爸爸才有票投；爸爸乱投票，儿子就得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