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改革：平反＋土豆烧牛肉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了斯大林之后，无论他的主观意愿如何，他都不得不将执政重心从对人的评判和整肃，转移到对制度的改革。否则，他对贝利亚的枪决，便会被认为是权力之争，他对斯大林的批判，便会被看成是捞取政治资本……

1956年的赫鲁晓夫不得面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留给他的政治遗产。

这笔政治遗产的主要内容是：

历次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留下深深伤痕，长时期的政治恐怖扼杀了这个民族的生机；而警察头子贝利亚是这一系列罪恶的象征；

农业集体化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率低下，生活资料长期匮乏，社会怨声载道；

官僚体制日益庞大而僵化，官员行政能力低下，腐败和官僚主义在官场蔓延……

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从政治平反开始的。

尽管警察头子贝利亚被枪决已有两年多时间，但苏联政府既没有探究贝利亚现象的制度根源,更没有对他遗留下来的历史创伤进行医治。因此，“二十大”后，全苏联都在谈论或等待赫鲁晓夫：何时才能将这个警察头子留下的历史罪恶彻底清除；贝利亚时代的受害者何时才能平反？

赫鲁晓夫没有辜负民众的期待。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历史担待精神，要将苏联人从贝利亚的营造的政治恐怖中彻底解放出来。

●赫鲁晓夫的政治改革：大规模的政治平反

“二十大”后，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监狱和劳动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

1956年的平反是大规模的、彻底的——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人恢复了名誉。到1956年8月，全苏联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赫鲁晓夫是共产世界的一位有争议的伟大人物，对他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十分困难，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在控诉历史罪恶和医治历史创伤方面的成绩。

政治平反是赫鲁晓夫不多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最有份量的一笔，他即使还不能从制度层面思考政治恐怖的根源，但至少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之后，苏联人民“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而此之前，贝利亚和他的前任谢利平，亚戈达长达几十年的警察恐怖，已经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最后，国家安全机关控制着党、政府、军队直至社会各领域。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中，揭露出那一桩桩野蛮的政治迫害后，赫鲁晓夫及整个当和国家领导人都意识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轨是何等重要的大事。

●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土豆加牛肉

赫鲁晓夫将人为了革命，还原为革命为了人——尽管革命为人提供的还仅仅是“土豆烧牛肉”……

1956年，人民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敬意，因为他掀开了历史的铁幕，声讨了隐藏于其中的罪恶，并以令人敬佩的魄力医治了历史留下的创伤。

1957年，苏联人对他的敬意变成了希望——希望他能用已经获用的权力，为苏联营造一个没有秘密警察、没有集中营、没有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理想社会。

对，只有精神上获得解放以后，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才会变得迫切和强烈起来。

因为这些希望，人民没有责备赫鲁晓夫又把集体领导还原为个人统治；相反，人民祝愿这位谴责过专制集权的君主，能拥有更多的权力来进行改革。

人民的希望，是对政治家最大的支持，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一位政治家推到事业的顶峰。所以，很少有政治家能面对着这股力量而不动心；然而它也是最危险的武器，它伤害和覆灭了许多使用它的政治家。

1957年，赫鲁晓夫就面临着同样的机会和危险。

赫鲁晓夫不愿意让人民失望，他要用丰富的物质生活来偿还人民对他的希望和支持。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原动力，但这些美好的未来，遥远得犹如宗教里的天堂、来世；而现在，1957年的赫鲁晓夫，却许诺要在短期内实现。

赫鲁晓夫首先宣布要7年内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然后他开始用最绚丽的色彩给他的人民绘制共产主义图景。

以下是赫鲁晓夫当政的50年代末期的设计：

按需分配原则将实现——从1975年起免费供应午餐，1980年起一日三餐免费吃饭；

一年四季免费供应衣服；

那时将实行社会自治，国家从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最令人头痛的住房问题将得到解决，人们将住进“公社宫”。每座“公社宫”的面积达4万平方米，居住2000到2500人。

总之，那时的苏联社会将不再有不人道、不正义，更不会有暴力和恐怖。

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惊讶的；然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都不仅仅是远景、是规划、是在书本上谈论的乌托邦。赫鲁晓夫要给他的人民一个“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主义”！

1960年初，一位印度政治家问赫鲁晓夫，苏联何时才可以进入这种天堂般的共产主义时，赫鲁晓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家魄力。

赫鲁晓夫回答：“我们有一切理由希望在1975年和1980年达到我们的目标。”

今天，当我们读到这种描绘和许诺时，惊讶肯定会变成嘲笑。但希望这种嘲笑是善意的、宽厚的——尽管时间已经证明赫鲁晓夫的许诺是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然而他毕竟建立了希望，毕竟将被颠倒了的目的又颠倒过来。

多少年来，革命为了人，已颠倒为人为了革命。人是革命的工具、螺丝钉。为了革命，人们流血、流汗、牺牲；还有无休止的斗争，无止境的奉献。革命成了目的，而人成为手段。

赫鲁晓夫给超过美国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要在按人均计算的奶类和肉类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赫鲁晓夫没有笼统地讲总产值，因为产值的上升与人民的富裕并不必然成正比。高国民产值可以用来扩军，用来建立庞大的官僚警察统治，可以为特权阶层产生更多的特权。

人们曾经挖苦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并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奋斗目标作为修正主义的根据——因为他居然将世俗的牛肉与伟大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简直是对革命的亵渎。

然而，无论是“土豆烧牛肉”还是“公社官”，都是以人为目的的。这至少比那种以崇高的政治目标，来掩盖对人民现实需要进行剥夺的欺骗值得称道；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曾经为这些许诺有过一番艰难的奋斗。

●医治腐败，惩治官僚主义，

赫鲁晓夫从斯大林手中接过的经济遗产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农业。工作懈怠，弄虚作假，生产水平低下，基层官僚腐败是赫鲁晓夫面对的农业现状。

斯大林时代，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对农民实行强迫的集体化，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业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紧张情绪永久存在的根源。

农民是在流放和处决的压力下，被迫参加集体农庄的。因此，农民以拒绝努力生产的方式，对这种错误的政策实行报复。这种报复可以说是苏联持续了几十年来的一个灾难。

斯大林仅仅是靠非经济的手段、即以警察为依靠的专制政治，才使农业方面的错误政策长期保持下去的。

到1953年，苏联人口比1913年的沙俄增加了20％，可粮食总产量和牲畜存栏数却与1913年相当。就是说，50年代的苏联人比1913年的俄国人吃到的面包和肉要少20％。

这就是50年代初期的苏联农业现状。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话来说，“在农业方面，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死胡同”。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动作是很大的——

发动了一个开发荒地的巨大运动：他动员了100多万人，增加了几十万台拖拉机，在亚洲的处女地上建造巨大的“粮食工厂”，使播种面积扩大了3500万公顷；

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

允许并帮助发展私人畜牧业，以增加肉类产量；

降低农民私人所得税，以刺激个体经济的发展；

赫鲁晓夫农村经济改革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将大型农业机械直接交给农民使用。

以前，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归国营的机器站所有，这些机器站为集体农庄工作，并得到实物报酬，它为国家取得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同时机器站也是国家对农村进行统治的工具，它代表官僚主义集团而与农民处于敌对的地位。国营拖拉机站成了架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它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并提高了农业产品的成本。

因为赫鲁晓夫的这一系列农业改革，西方新闻界称这个时期为“赫鲁晓夫与农民一起度过的蜜月”。

然而，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并没有获得成功。

数字是枯燥的，然而只有数字才能那么无情地说明问题。

1960年是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它并没有完成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农业产量竟低于计划的25％；在1960年，集体农庄向国家提供的谷物竟比1953年还要少。

粮食减产，饲料不足，到1962年，由于没有饲料而大量宰杀生猪，结果使生猪头数降到1957年的水平之下，随之而来的是猪肉供应紧张。

“1963年赫鲁晓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急剧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肉价当然也随之上涨。”它的连锁反应是肉类、黄油、牛奶、蔬菜等副食品短缺，而且价格上涨。

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能让赫鲁晓夫成为社会所指责的目标了。

这真是一个至今都有现实意义的思考题——这些很有意义的改革措施，得到的竟是相反的结果？

赫鲁晓夫曾经把国家对农庄的控制放松，给农庄以更大的自主权。然而，这只不过是把中央的官僚主义下放到各个农庄——下放了的自主权并没有交到生产者、即农民手里，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作为国家代理人——农庄负责人的特权。

在1958年，一些农庄的非生产开支，竟比生产开支还大；一些农庄主席的收入高出一个农民五六倍之多。集体农庄的干部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处处维护着他们的特殊利益。

●官僚主义的腐败、弄虚作假也是农业改革的主要障碍。

1961年，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召开农业会议，对下级机构的某些官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无情地揭露：虚报成绩、虚造统计，大量屠杀小牛和奶牛来“完成”肉类生产计划，在市场上购买黄油、牛奶用来“完成”生产指标。

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一位州委会的第一书记，居然号召各区的主席和集体农庄主席向店铺购买黄油转卖给国家，借以表明完成了生产。而这位州委书记，竟被提升为共和国内政部长。

直至赫鲁晓夫在给吉尔吉斯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对这种犯罪行为予以揭露后，这个新任内政部长才被撤职，并被开除出党。然而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前呢？党纪和法律在官僚主义的犯罪面前起过作用吗？

赫鲁晓夫揭露官僚主义的犯罪，批评了包庇官僚主义犯罪的上级官僚主义；然而，他没法铲除官僚主义。

就如他把政治恐怖的罪恶归结到斯大林和贝利亚个人品质的残忍一样，他把官僚主义的腐败也归结为某些领导人的堕落和犯罪；

就如他谴责了斯大林、处决了贝利亚而并没有以民主和法律来取代警察对社会的统治一样，赫鲁晓夫批评和开除了上述官僚主义者，却始终没有将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而提到改革的议程上来。

他只是在处分人，撤换人，开除人，法办人，而没有从所有制方面进行改革，没有将生产资料——土地，从国家所有，还原为生产者所有。

赫鲁晓夫一定是接受了国家所有即社会主义的戒律，而没有认识到农民直接占有土地，才真正体现了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既没有对所有制进行改变，也没有对官僚政治结构进行改革。

他改换的只是人。他当政6年，竟撤换了4位农业部长，最后让一个农场场长来当他的最后一任农业部长。

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赫鲁晓夫的六年改革，虽有收获，但总体是失败的。他的失败主要来自他对付官僚体制的手段只有罢免、流放，而没有对制度的改革和重建。仅仅五六年时间，赫鲁晓夫几乎将左派右派、上层下层全得罪了，从而受到了整个制度的反抗。

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敬请等待下一篇：《赫鲁晓夫下台：他得罪了整个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