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古代的医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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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隔肚皮，古代没X光，肚皮里的零件坏没坏，只能“望闻问切”，估摸着蒙，医疗事故更多，有的成了故事，更多的连故事都没留下来。

为尽量减少事故的发生，扁鹊提出过“六不治”：一是“骄恣不论于理”，病人牛逼得没法讲理，不治。二是“轻身重财”，太爱钱，攥着个铜板死都不肯撒手，只好任其去死。三是“衣食不能适”，太讲究吃穿，口刁还臭美，这种人对生活过于挑剔，对医生更是如此。四是“阴阳并，脏气不定”，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属于本来就治不好的，千万别逞能硬治。五是“形羸不能服药”，身体过于羸弱，连药都不能吃，是药三分毒，病治不好就被毒死了。六是“信巫不信医”，本来就不相信医生，只相信巫术，病治好了以为是鬼神保佑，治不好责任肯定全推到医生上。

这“六不治”，咋一听还以为牙膏品牌，其实是给医生提供了足以规避风险的一片蓝天。明确指出六种最容易出现医患纠纷的人，让医生防范。

扁鹊肯定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因此，“六不治”足以体现出古时候一代代医生在医患关系上血淋淋的教训。

于是，再去读《韩非子》上那篇流传甚广的《扁鹊见蔡桓公》，就会发现，蔡桓公后来相信扁鹊的话时，再派人去找扁鹊，扁鹊为什么要跑。

不跑？说不定会死在蔡桓公前头。

因此，医患关系的复杂性让扁鹊们也很难搞定。医生离不开患者，患者也离不开医生，二者虽相互依赖，却又难以相互信任，这是医患纠纷的心理根源。苏东坡就曾写过，宋朝一些吃饱了撑出病来的士大夫们为考验医生医术，不向医生透露自己的真实病情，让医生去猜。在各种现代医学仪器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自然是一件难度系数极高的事，难怪清代有人批评这种现象，称其为“取死之道”，结果就是你死你死你死死死。

患者之所以会这么不相信医生，也是因为庸医太多，不负责任的医生太多。林子大了，难得碰上只好鸟。清代笔记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苏州有一姓曹医生，名声在外，出诊费用也水涨船高，穷人家请不起。有一次，当地一颇有名望的老先生的女儿生病，派仆人去请他。仆人家境贫寒，向来恨曹医生，故意对曹医生说患者有身孕，其实该女尚未嫁人。曹医生到了之后，隔着帷帐号脉，说此女有喜。老先生很惊讶，疑其误诊，次日又请曹医生来，让自己的儿子伪装成女儿，给曹医生号脉，曹医生依然坚持称其怀孕，结果被帷帐里冲出的壮小伙狂揍一顿，灌了粪水，从此名声扫地。

医生草菅人命自然可恨，患者谎报病情也未必都是为了考验医生，有的患者明明治好了病，谎称没有治好，好克扣医资，类似事件屡见不鲜。《笑林广记》上便载有一则：一人家穷，拉肚子，对医生说我没钱，你帮我治好，我请你吃饭，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医生同意了，给他开药，吃完，好了，想赖账，对医生说我还是拉肚子。按说这事就赖过去了，谁知道这个医生较真，专门等他上厕所的时候过去，看到他拉的都是干粪，怒不可遏地指着他说：“撒了这样好粪，如何还不请我？”

以上两件事都是以粪结尾，似乎也能说明医患纠纷闹起来实在是“粪不顾身”的节奏。

事实上，古代医患纠纷的解决方式和现在有很多共同点，不过两个途径，一是法律，二是私了。

《唐律》上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疏议中还特别重申，即便“于人无伤，犹杖六十”。明清时期的法律依《唐律》而来，医疗法规也散见于其他律例之中。如《大明律》卷第十九：“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辨验药铒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一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二十六：“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之情者，过失杀人论，给付其家，不许行医”等。不过，更多人还是通过私了去解决医疗纠纷，因为按法律，庸医杀人也不过是吊销行医牌照，赔些丧葬费，于患者家属来说既解不了大恨，又赔不了大钱。再加上司法本身腐败，打官司的成本不低，所以，大多私了了事。

然而，不管是官了还是私了，医患纠纷总是越来越多，矛盾也越积越深。尤其在道德底线下降的时代，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都成了时代的牺牲品。有则笔记记载了晚明时期的一件事：一医生给人看病，许以无事，病人家花了很多钱，非但没效果，还把人治成瘫痪。病人家心绪难平，派仆人去医生家骂，用鲁奖诗人的大作来说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仆人奉命过去，一会儿功夫回来，问他骂了没有，他说没有，再问他为何不骂，他无奈地摆摆手：“要骂要打的人，多的紧在那里，叫我如何挨挤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