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大师们

季业 01-13 21:28

分类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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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仲马是19世纪大宗师里头，商业上顶呱呱的成功者。写报纸连载，编剧本上演，还有闲钱建个基督山城堡。自己坐城堡里，负责规划故事，让奥古斯都-马基与费伦蒂诺两个枪手，帮着划拉小说。他著名的《基督山恩仇记

（题图：张金宝作品《困兽》）

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女病区的休息大厅挤满了病人，她们在幽暗的下午光线中昏昏欲睡，多数人脸上，呈现出长期服用抑制类药物所特有的呆滞与漠然。只有偶尔的好奇目光闪动，来自入院不久的年轻病人。空气中弥漫浓烈的怪味，随行的实习生小张说：她祖母临终前幽居多年的小屋，就是这股味道。

楼门外一阵爽朗的大笑划破沉寂，我们知道：第一个主角登场了。余丹格格的病号服与他人别无二样，但她灿烂的笑容和灵动的双眼在整个院区中如此卓尔不群。我和她握手，她向我要烟，点着烟后，她开始滔滔不绝。我是慷慨的阔老板、小张是美丽的夫人之类的恭维话，一箩筐一箩筐的向我们砸来。病房主任王玉医生介绍：像余丹格格这样入院二十多年，还保持旺盛的精神活力的病人，绝无仅有。

随后，王玉医生带着我们来到院中湖边的凉亭，从男病区又走来两位病人，另两名主角登场了——王军、张金宝。我和三名病人围坐在凉亭里的石桌旁，简短的聊了一会。他们纷纷向我要烟，我索性将一整盒都给了他们。三个人一支接一支的抽起来（走访过几家精神病院，我发现住院病人普遍对香烟有着超乎寻常的需求）。

张金宝面容年轻，但目光沉郁；王军则总挂着农民式的朴实笑容。和余丹格格胡言乱语的、典型的精神病人状态不同，他们二人的神情谈吐与常人无异。张金宝入院前是南京郊县卖馄饨的小贩，王军则出身农村，后来到造纸厂做工。余丹格格据说年轻时蛮风光，当过某大厂厂长的秘书，不过她从八十年代末期就已发病，具体历史已很难考证。从她娟秀的字体和出口成章的做派看，无疑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眼前的，是祖堂医院最优秀的三位“精神病艺术家”。

余丹格格（指着凉亭）：“这里就是大老板的会客厅，可以吧？”

然后她对着镜头做鬼脸。

我：“这么好看？”

余丹格格：“好看吗？”

我对王军：“我看到你画的山了。”

王军（很兴奋）：“看到了？”

我：“嗯，在那儿展览。”

王军（很期待的样子）：“怎么样？”

我：“好漂亮啊。”

王军（灿烂的笑了）：“好漂亮是吧？”

我：“你还画那些什么水闸、拖拉机之类的。”

王军：“对，这些相当于我生活的那一块儿。”

王军作品《山》

我：“你前一阵画的那个《追梦者》我看了，很好的。”

张金宝：“反正就朦朦胧胧的，睡不醒来不就朦朦胧胧的嘛。”

我：“那个人你画的是你自己吗？”

张金宝：“不是我自己，我随便画了个人，朦朦胧胧的状态。”

我：“你觉得格格画画得怎么样？”

张金宝：“她画她心里想的东西，她想什么画什么。”

余丹格格（抢白张金宝）：“你是评委主席呀？”

我们在凉亭里抽着烟，三个病人互相开着玩笑，下午的阳光很好。但我在提到他们的绘画作品时，他们都会都会一瞬间目光闪亮、神情庄重。

2006年10月10日，一位画家走进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他将和病人们吃住在一起，开设绘画课堂，教病人们画画，并试图发现有艺术天分的精神病人。

这名画家叫郭海平。经过艰苦的努力，他的这项计划得到了院方的支持。这个看起来很“前卫”的艺术实验，其实包含着画家一个沉重的心结——郭海平的亲哥哥就是一个精神病人，他从青年时发病，至今已入院三十余年。

郭海平说：哥哥小时候非常聪明又充满活力。在中学时一直是英语课代表，工作后，在单位系统里面下棋、打乒乓球等文娱活动也都是前三名。但自从长期住院以后，他现在已经变得有点痴呆，而且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晕倒，路都走不动，超过一百米就开始大汗淋漓。

“他自杀过，跳楼过。他宁愿死也不愿吃药，他说你们不能体验到那种痛苦”。

在和郭海平的交流中，我获知了这样一个专业词汇“关锁式治疗”。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对精神病人的一种传统疗法。由于很多病人在发病时极度亢奋、产生攻击性，那么首先就要将他们和正常的世界隔绝开来。传统的精神病院往往地处荒僻、高墙铁锁，与监狱类似，而在治疗方法上，也以强制、关锁、服用大剂量的抑制类的药物相结合，使病人从畏惧、驯服、到“安静”下来。但“关锁式治疗”在抑制了病人的疯狂的同时，也抑制了他们内心的激情和创造力，天长日久，精神病人们都会衰退成情感极度淡漠、丧失了所有价值感的所谓“木头人”。郭海平的哥哥就是典型。这样的病人即便精神症状缓解，也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揣着亲情的隐痛和对精神病人内心世界的探求，郭海平在祖堂山开始了他的艺术实验。经过十余天的观察筛选，在百余名病人中他留下了对绘画表现出兴趣、并有一定艺术潜质的11名病人，进行集中教学。他向院方建议：适度降低给这些病人抑制类药物的使用量，得到院方许可。效果是惊人的——几名病人展现出“井喷式”的创作激情，绘画水平也大幅提高，尤其是张金宝，被郭海平誉为“具有大师潜质”。

郭海平和病房主任王玉医生配合，郭海平纪录病人的艺术表现，王玉则观察他们的病理变化。他们惊喜的发现：在投身绘画之后，几名病人在用药剂量降低的情况下，病症反而减轻了。郭海平记下了张金宝的变化：

“原来他笔都拿不住，手是软的，后来医生减了一点药，减了大概五分之一吧，他笔可以拿住了；原来的精神状态：看人都是斜视、偷窥的，后来也变得可以正视别人了；原来站的时候腿都是弯曲的，减了药以后，腿也直了，腰也挺了，

然后画画变得有张力了。他的作品不多，但是每张都非常精彩。”

（正在作画的张金宝）

2007年初，为期三个月的艺术实验结束，临行前，医生、病人和郭海平欢聚一堂，病人们的优秀画作展出，他们脸上展露出从未有过的自豪情感，那是一个温暖而鼓舞人心的场面。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并未走向人们的良好意愿——郭海平的艺术实践得到了艺术界和一些中外媒体的关注，而院方由此谨慎起来，他们对郭海平越来越“警惕”，他不再被允许进入医院。

郭海平走后，院方开辟了一间“艺术病房”，几名有天分的病人可以在此创作。但由于缺乏专业的指引，更重要的是，又回归到“关锁式治疗”的压抑境遇，病人们的创作激情大打折扣——几年中，张金宝只画了一幅作品。

阻隔在医院外的郭海平心急如焚，他不忍心看着自己发掘出来的绘画天才就此湮没、重又回到那灰暗混乱的精神世界里挣扎，但法律和现实的鸿沟横亘在前。根据规定：精神病人可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而要出院，则必须经过监护人的同意。而“出院”对于很多病人来说，竟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据王玉医生介绍：由于部分精神病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以及“攻击性”的表现，的确会给社区、邻居、尤其是家人带来极大的困扰和负累，所以很多监护人在把病人送进医院后，就不再愿意将他们接出去了；而更可悲的一种，是有些病人在长期住院后，至亲或者去世、或者消失，而其他亲属又不愿承担监护人的责任，那么他就成了没有监护人的人。以张金宝为例：妻子在其病后与其离异，几年前，他的父母病故。没有子女、没有兄弟、没有单位、没有同事，他失去了与“正常世界”的一切纽带。

王玉：“像我们医院的几个病人，他必须要监护人同意才能把他们接出来，那些监护人可能......我估计可能多数不愿意接他们出来。”

我：“像张金宝这样的，他连监护人都没有啊。”

王玉：“他没有监护人。”

我：“没有监护人意味着什么？”

王玉：“意味着可能就在医院里面住一辈子了。”

我：“如果他病好了呢？”

王玉：“病好了，没有人接他出去，可能也只能在医院住着了。”

我：“但是一个病人病好了，就可以自食其力了，为什么就不能叫他回归社会呢？”

王玉：“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觉得这个是社会问题。”

作为精神病院的医生，王玉更深刻的了解精神病人的无奈处境。据统计：中国有一亿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而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医护人员又极度匮乏，医疗资源的短缺，使得虽然简单粗陋、但却“实用有效”的“关锁式治疗”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对精神病人的主流治疗方法；而法规的落后、意识的偏见、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又使得精神病人回归“正常社会”困难重重，更不要说体现个人价值了。

郭海平说：“2006年进入医院以后，我恍然大悟，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很多杰出的人，杰出的才华和才能埋藏在他们内心没有机会释放。在西方精神病人同样可以做大学教授，同样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这种现象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对精神病人一概的否定，我们的文明存在着非常大的缺憾。”

2010年，郭海平在南京创办“原形艺术中心”，其目的是为有艺术才能的精神病人提供创作环境与交流平台。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名祖堂山医院的病人被父亲接出，在此进行创作。他那些才华横溢的病友——余丹格格、王军、张金宝们，还依然呆在那与世隔绝的精神病院里。

我：“你家里有什么人呐现在？”

王军：“家里有老婆、两个儿子，一共四个。”

张金宝：“六年没人来看我了，就居委会一年来一回。”

王军：“你居委会一年还来一回呐，我是两年多没人看我，将近三年。”

我：“那你们想亲人吗？”

张金宝：“想。想也没用啊。”

王军：“想也见不着他。”

余丹格格：“你做我的好朋友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你不想亲人吗？”

余丹格格：“想亲人。这位大小姐那么漂亮（她指指实习生小张），王医生是皇太后也好看（又指指凉亭外的王玉医生）。她对我最好了。我来祖堂山有25年了，1987年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