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书党人杂记：继续演化兼荐几本书

1976年春节过后，我升入高家学校六年级，中学时代开始了。

大队屋顶上那头高音喇叭的调门低了许多，从里面漾出来的革命歌曲，依旧铿锵，却不再让我烦躁了。从小，耳膜里灌输的就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诸如此类的歌曲，印在心里的是“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这样的歌词。这些旋律和句子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鬼，附着于我的生命，一有缝隙便滑出来作祟。

在语文、数学之外，排队，唱歌，做操，念大批判稿，这几乎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第一次参加批斗会，批斗对象是邓小平，我根本不知道此公为何物，又为何要批判他，念老师写好的稿子时，心里充满了滑稽感。

学校名称虽在，但事实上早就变成了生产队。

“学工学农学解放军”，大约是从四年级起，我们便放下书本，扛起锄头铁锨，排队唱歌走向田头。拾麦子，摘棉花，掰玉米棒，日子过得快活，几乎什么也没学到手。写黑板报，说三句半，都是抄报纸上的玩意儿。由于一个名叫黄帅的北京女孩闹革命，老师不敢教课了，我们则名正言顺地放弃了学习。初中第一学期，数学教师教我们一元一次方程，几个顽劣生阴阳怪气地敲桌子叫道：X！X！——X是啥？——X他就是老黄牛——我们都是X。教师涨红了脸，课程无法进行下去。

我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爱学习，守规矩，把老师的教导当成真理。此时也萌生了一股反叛的力量，羡慕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觉得他们身上有股狠劲，敢使坏，敢跟规章制度叫板。我偷偷卷起棉花叶子学吸烟，学说流氓话，故意说平时根本出不了口的脏话，最后，因为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脏话而被班主任踢了一脚。

我也似乎看穿了自己的一生。初中毕业，因为外祖父的地主身分，升高中无望，回家务农，就此开始像父辈一样“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挣工分攒钱娶媳妇，生儿育女，面黄肌瘦，佝偻着背，不知哪天被一场疾病夺去性命。知识无用，人品无用，没有靠山——有用的父辈，几乎没有任何能跳出农村的生路。当时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其实就是集中营，农民不过是最底层的奴隶，命若蝼蚁。

父母在1976年为我订了亲。夏日中午，放学刚进院子，母亲就使眼色，把我叫到厨房，大姨小姨笑嘻嘻瞅我：你媳妇来了。母亲让我端饭进去瞅一眼——“好好看，你得跟她过一辈子哩！”在这之前，他们跟我念叨过，意思是我已经长大了，该说媳妇了。我知道，身边的玩伴大多有了媳妇，班里的几个女同学也寻了婆家。但我并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迈进上房的。她和媒人端坐在土炕两头，我只低头飞快扫了一眼，便像被马蜂蜇了一般逃出来。与我同龄的媳妇，矮小、黑瘦、温顺，她长在七八里外的农家院子，小学毕业就回家干活。这就是我的媳妇？我要跟她过一辈子？

订亲本是让我安心的。但当我从班主任曹积良老师那儿看到一本书之后，突然有了“梦想”。那本粗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讲的是追求进步、为正义事业献身，我感兴趣的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北平，表白，北戴河，大海，卢嘉川，林道静，革命。我要做不死的卢嘉川，好与我的“林道静”共度一生。革命与爱情融为一体，具有不可抗拒的蛊惑力。

我想，林道静那样的女学生，一定在秦岭之外。

彼时，排球兴起，学校女子排球队风头日盛，我偶尔偷窥几眼白大腿过过瘾。我明白，大腿再白，也都不是我的。

第二年，恢复考试制度，不再讲“阶级出身”。每个人都瞪大了双眼，把手伸向命运的怀抱。

父母看我的眼光里也多了一丝柔光，身为长子的我隐约感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一棵寄托着这个家庭全部期望的树。

革命停摆，只剩下了学习。体育课干脆不上了，除了早操，一整天都在学习。各科老师准点等候在教室门外，担心其他老师拖堂侵占自己课时。校园里弥漫着强烈的竞赛气氛，我不由自主进入了战场。

语文无非两大块，认字和写作文，读了六年书，我们认的字也就一千来个，大多不求甚解，糊里糊涂地用而已。所谓写作文，就是把老师刻印的范文背了又背。不外乎学雷锋做好事、大干快上干革命之类的八股烂文，背起来朗朗上口，却很难记在心里，因其辞藻华丽空洞无物。数学，因为有曹积良老师的悉心开悟，让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物理和化学，才是真正的拦路虎——荒废多年的大脑，很难理解电磁定理和化学反应方程式。

台阶上、树荫下，一大堆脑袋歪歪扭扭，半眯着眼，念啊写啊，口水慢慢濡湿了衣领。老师说了，弄不明白的，先把公式和反应方程式背熟了再说。从早到晚，几门课轮番轰炸，我们幼小的脑瓜里塞满了知识，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究竟有何意义。我们盼着太阳落山，当好看的红皮球滚下山，光亮骤然消失之时，大家心里一阵轻松：终于能回家吃饭了。

教育局按学生分数排名次对教师进行奖惩，因而引发了几乎公开的作弊浪潮。校长打探试题，教师破解之，然后一股脑儿塞给我们。中考前，黑脸校长亲自刻印押题作文，让我们背，考试时照猫画虎即可。

考试那天早晨，母亲为我煮了一个大鸡蛋，她和父亲送我出了家门。我的后背感受到了他们灼热的期望。考上了，我就有了前程，不再吃土地的饭了。

可我们只是连滚带爬荒草一般长高了。不论是体质抑或心智，欠缺一个文明社会少年所必备的基本素养：不知道做人的礼仪，不知道文化传统，不知道世界的真面目，没有情感发育，没有审美教育，没有对大自然的兴趣，跟没有对真理和公义的追求，……就这样懵懵懂懂地长大了！以这样的状况，自此步入人生的搏斗场，靠单薄发育不良的身体，摸索自己的未来。

成熟的早就熟得不成样子。校长老到班里来巡视，某个好看的女生也经常神秘地出没于独立的校长室，大家也就是会心一笑。后来才知道，人家早就“露滴牡丹开”了数个回合，曾被牡丹乃哥捉奸在床，女生为校长还打过胎。

有一个玩伴，父母自省城落户本村，在汤家村拜有干爹干娘，平日形影不离，我以他为友。他考上了宝鸡中学，一声不吱，就此遁去。我一下子明白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种姓鸿沟”，一个农村孩子和吃商品粮孩子的光年般的距离。

庆幸的是，我被扶风县绛帐高中录取，分在理科一班，算是高考苗子。父母露出了笑容，打算供我上大学，他们要让那些欺压自己的家伙低下头去。

鸟雀们叽叽喳喳绕着几棵古老的柏树飞上飞下。我突然觉得校园小了。男女生在校门口嬉笑着告别了，“我们走了——”“再见了——”

我在这儿生活了七年。盛放幼年美好光阴的地方，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