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踩住了中国银行业的尾巴

一年一度的银行业高峰论坛已经结束，又一批光彩照人的奖杯被中国众多金融机构一一认领。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贷款不良率飙升、盘剥实业的负面声音也不绝于耳。一方面是资产急剧膨胀后昂首迈进世界百强行列的骄傲，另一方面却面对国际级银行家空缺的尴尬，是什么踩住了中国银行业的尾巴？

得益于多年中国制造为代表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银行业象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炼钢炉，只需粗放地增加产能，大把的利润便如长江之水奔涌而来。数百万、上千万元的年薪将一众高管的身价一抬再抬，当夜深人尽浮华散去后，却总有人心中发虚，我们的钱是否挣的太多了一点？我们对实体经济的贡献真的是我们能力所为吗？抑或只是随波而来又逐浪而去？

世事皆有因有果，风水轮回。当中国经济似乎要慢下来歇一口气时，银行却刹车不及，或已深陷泥潭。如此看来，当年我们可能不是给企业锦上添花，而是坐地埋雷了。巨额的信贷增量使企业家们的虚荣心被刺激的如同吃过春药，殊不知急剧上升的负债率在吹捧声与狂想中已然幻化为手持镰刀与绞索的死神，不声不响地站在光环的背后。

如今更多的中小企业只能面临两个选择，保持生产带来的亏损对应的是慢慢收紧的绞索；停止生产那把镰刀就会立即落下，身首两端。银行业真的能够全身而退吗？结论当然是否定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问题是我们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已是毛，总以为自已是万能的救世主，是主宰一切的经济之神。

中国官方金融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特别是金融机构党委与经营团队的高度重合、组织形式的乱象使得银行更象一个机关而不是企业。行长负责制的表象与党决定干部的规则产生了致命的冲突。党对干部的考核与董事会对行长的考核基本是两套规则，而这两套规则却交织在一起，纠缠不清。

高管的长期利益与银行的长期利益关联性很小，甚至高管的任命与其业绩也不是那么契合。频繁的跨行调动甚至跨行业调整，更加剧了高管们的短期行为。对一个庞大的金融机构来说，战略层面的规划与连续性最少需要前瞻五到十年甚至更久，而对一个银行的董事长或行长来说，自身的任职是否能达到这一时间尚未可知，因此机构战略方向与核心团队便不得不随着领导层的更叠而随性而为，从银行的年报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其中的痕迹。对一任董事长或行长来说，任期内做大资产，实现报表的盈利是最直接的成果，我走之后哪管洪水涛天的思想便顺理成章，甚至有的管理层一心谋官，对经营但求无过，很多一把手行长只管人事与财务，对业务问之甚少。顶层如此，基层更是如此，分支行级别的负责人除了象向上攀爬的猴子，剩下的只能死拼短期利益，个别人甚至不顾操守。

除效益的短视之外，政治风险的过度考量也是当前银行的一个顽疾。向政府平台、国企央企发放贷款，即使出现问题也影响不大，有着很多续贷、重组的机会。而向民营中小企业放款，一旦形成不良，绩效受损甚至罢官就无法避免，无论你之前在小微企业上做了多少努力，作过多大贡献，不良上升的结果基本都是下台。

中国银行业的另一个顽疾是政策性行为与市场行为瓜葛不清。政府对银行的要求复杂而无序。

国开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非官非商，政策性指标与商业性指标混为一谈，基层管理往往处于一种摸不着头脑的状态。政策性项目、商业性项目难以兼顾，用政策性思维去从事商业性放贷的结果便是巨额不良贷款的频频出现，毕竟这两种打法对经营团队的理念与专业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对商业性银行来说，政府又赋予其众多的政策性要求，如扶持小微、扶持三农、扶持科技、支持地方建设甚至维稳等，许多政府职能被一股脑地叠加进来。我们不认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就不应该承载社会责任，但对中国的弱势行业来说，仅仅依靠压力、道德、义务来获得贷款的市场是不健康的，也是低效、不可靠的。政府依靠行政命令让银行牺牲既得利益去执行社会救助的职能，而给予政策对价的红利要么不足以补偿银行的损失要么被银行滥用。在当前的体制下，商业银行承载社会义务的积极性不强，或者说政府本不该把如此之多的社会救助功能强加于体制不顺、考核不完全对称的商业银行。这些社会扶助职能或许要依靠独立的政策性机构或政府职能部门才能完成，而且要从社会再分配的财力中安排专门的救助成本。让商业化的机构从事财政性、类公益性的事务，结果只会是缘木求鱼。在中小企业高速发展带来高额利润且风险可控时，这一矛盾还不明显，而一旦企业经营状况下行，这种政府赋予的救助功能便会烟消云散，甚至会反向加速企业的死亡，对银行进行道德的谴责就是这种功能错配的结果，也是徒劳无功的。在现有机制下，商业银行常常在享受了政府专门安排的救助利益后，却努力逃避被分配的社会责任，这从银行拆分大额贷款冒充小微信贷、变相抬高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及权力寻租等行为中可见一斑。让政策的、社会救助的行为归于政策性机构，让商业的回归商业的本能，或许才是更加合理、高效的做法。

从战术上讲，庞大的银行、官僚的机构很难对复杂多变的小微企业进行风险把控与预判，反应力的低下及灵活性的丧失其实是大机构严格而庞大的内控架构带来的副产品，根本无法克服，官本位的思想及利益不对称又加剧了这种矛盾。

因此官方金融从事小微企业信贷均会出现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的现象，非人为原因，而是体制使然。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很难用标准化的手段操作，因为标准化的可供抵质押的资产太少，而一旦用非标准形式来操作小微授信，人的经验判断与软性数据过多又会形成操作风险、导致机制失灵，这就是大机构难以做好小微企业信贷的软肋。按常理来说，中国的中小银行操作小微企业信贷相对来说效率会高、成果会好一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其根本原因仍然是与大银行雷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官本位的思想无法克服，这些机构同样无法解决其长期利益与员工的长期利益相一致的难题。要做好小微信贷工作，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仅依靠刚性的风险控制流程是无法达成的，而现在的银行体制却要充分发挥机构的力量扼杀人的变数以防范道德与操作风险，对官本位的高管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创新与突破带来的职业风险远比安于现状要大的多。

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占有了几乎全部低成本的社会储蓄资金。受制于体制与利益的驱使，大量的资金被机构进行了畸形的分配，使得最需要贷款的实体经济得不到应有的资金，这是中国银行业的悲哀。

得不到公众普遍尊重甚至被当作过街老鼠的民间金融机构由于拿不到低成本的资金，只得主动或被动地发放高利贷，形成了商业模式与道德的死循环。信贷市场被割裂为相距甚远的两端，众多的小微企业站在中间，向左却无门可入，向右又会走向死亡。

一个正常的信贷市场，本不应该产生如此之大的融资困境，因为不同风险程度的企业自有对应的风险资金来源。如果社会资金是市场可以自由分配的，那么中小微企业的信贷资金来源也会伴随市场化的利率而分门别类、对接有序。高风险对应高收益，风险企业自有高利率伴随，接受市场的生死考验，而现在中国银行业的结构却把低利率与高利率切割成两块，市场中间本应存在的平和利率曲线已然断裂。银行畸形分配信贷资金的根本原因就是官方金融的单一存在。在官方金融与非法高利贷之间，没有合法可持续的纯市场化的金融服务机构存在，这是当下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源。众多的守法经营、管控良好的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尽管具有高效而灵活的体制，更适合服务小微企业，却被迫发放高利贷，原因也是他们无法获得低成本的储蓄资金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常规利率或者说良性企业能够接受的利率会让他们无法赢利，而发放高利贷又是一条不归之路。目前政府给到民间金融的两个最重要的合法路径――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均一一走向死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民间金融不是天生的高利贷者，他们也想发放更低利率、更安全的贷款，服务更优质的客户，但一个牌照的限制就使得一切成为泡影。我们不否认民间金融存在着大量的不良动机与不专业的从业者，但因噎废食肯定是不可取的。开放金融，让更多的民营资本、社会资产参与进来，让多元化的信贷机构来弥补两端之间的空白，才能形成一个良好、高效的信贷市场。只有市场本身才能真正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谩骂现有的银行机构是无用的。

当下指望资本市场来迅速解决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样是不现实的。中国的资本市场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近期失衡的股市又一次清晰地证明了这一道理。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必须有大幅度的变革，多元化是必须的，也是迫在眉睫的。在对国有垄断的银行业大动手术的同时，要迅速放大民营资本在银行业中的比重，为民营银行创造更平等的生存空间，这或许才是中国经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现在的银行也该惊醒了吧，别鄙夷中国的传统制造业，我们也仅是穿着西服的金融民工，同样走到了以规模致胜的路的尽头。当高大上的金融机构沦落为简单的金钱搬运工，我们终会在利率市场化及互联网的大潮中死去。高速膨胀的资金需求消失了，能产生暴利让我们寄生的行业消失了，谁沦于平庸、谁或为恐龙？谁又能放开踩住我们尾巴的那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