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悲哀”是,国家队袖手旁观或“救市”黔驴技穷,只剩下拉银行保险等大盘股一招了。
当巴尔扎克和简•奥斯丁在19世纪初进行小说创作时,财富的性质对所有读者而言是比较清楚的。财富似乎是为产生租金而存在,给某种资产的所有者带来可靠的定期回报,常见的财富形式为土地或者政府债券。高老头持有政府债券,拉斯蒂涅的小庄园则属于土地财富。在19世纪的经典小说中,财富无处不在,但无论资本多寡及其所有者为何人,通常都仅限于两种形式:土地或者政府债券。
站在21世纪的视角来看,这些资产类型似乎有些过时。然而,产生持续且可靠的收入,难道不是资本再自然不过的属性吗?而这实际上正是经济学家们所定义的“完美”的资本市场的目标。如果以为对19世纪资本的研究于当今毫无借鉴价值,那会是个很离谱的错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19世纪与21世纪的差异将变得不像乍看那么明显。首先,土地和政府债券这两种资产类型涉及全然不同的领域,或许不应该像当年的小说家们那样,为叙述方便需要就将其随意混为一谈。归根到底,政府债券不过代表着一部分人群(得到利息的人)对另一部分人群(缴税的人)的权利主张,因此只能包括在私人财富中,而不应该计入国民财富。政府债务的复杂性以及与之有关的财富性质的问题,其在今天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1800年。通过历史研究,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与如今的重大议题有关的内容。金融媒介过程(个人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再用于其他投资)已变得极其复杂,以至于人们经常不清楚哪些资产究竟归谁所有。老实说,我们是欠着债,大众媒体天天都在提醒,我们怎么会忘记?然而我们到底欠谁的债呢?在19世纪,很容易看到依靠公共债务为生的食利者都是哪些人,今天的情形依然如此吗?这个奥秘需要破解,而历史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
还有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复杂情况:许多其他形式的资本不但在经典小说中,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某些资本形式还相当多元。高老头最早是做面条起家的,后来通过生产意大利面食和做谷物贸易而逐渐发迹。在通过创办企业而致富之后,他才卖掉企业中的股份,这很像21世纪的创业者行使股票期权、兑现资本收益的情形。此后他转而投资更为安全的资产:无限期支付利息的永续政府债券。凭借这些资本他得以给女儿们安排不错的婚事,让她们在巴黎的上流社会拥有了显赫地位。巴尔扎克作品中的另一位人物赛查•皮罗多是靠香水发财,他是很多美容产品的天才发明家。但故事不限于此,在退休时皮罗多试图对马德林教堂附近的房地产进行大胆投机,以期让资本实现三倍增值,那里在19世纪20年代处于高速发展中。妻子鼓励他投资希农附近的良田和政府债券,他却固执己见,最终走向毁灭。简•奥斯丁描写的核心人物比巴尔扎克的更有乡土味。虽然都身为富裕的地主,他们看起来却比巴尔扎克的角色更为聪明。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的叔叔托马斯爵士不得不和长子一起到西印度群岛去旅行一年,打理在那边的投资生意。在返回曼斯菲尔德后,他又被迫再次前往那个群岛数月之久。在19世纪早期,管理数千英里外的种植园绝非易事,经营财富已不再是坐收土地的租金或政府债券的利息那样轻松惬意的活儿。
那么,财富到底是什么:是静态的资本还是有风险的投资?是否可以认为财富自1800年以来并没有本质变化?资本的结构从18世纪以来发生了哪些现实的改变?资本从来不是一尘不变的,至少在初期总是伴随着风险并具备企业家精神,但也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那么,是什么让我们模糊地感受到如今的社会不平等与巴尔扎克和奥斯丁的时代有着很大差异呢?这些只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空谈,还是可以分辨出某些客观因素来解释为什么有人认为现代社会的资本已变得更加多元,而减少了“寻租”的特征?
首先,让我们看看英国和法国的资本结构自18世纪以来的变化。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保存最为丰富,可以据此开展最完整、最一致的长期估计。两个国家的资本收入比遵循了非常相似的变化轨迹,在18世纪和19世纪相对稳定,到20世纪遭受严重冲击,然后又逐渐回升到与一战前夕接近的水平。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国民资本的总价值在整个18和19世纪、直至1914年前都在国民收入的6-7倍之间波动。而在一战后,资本收入比突然下降,并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继续滑落,到20世纪50年代时,国民资本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3倍。此后,该比率开始提升并一直保持升势。在英法两国,2010年的国民资本总价值都约为国民收入的5-6倍(法国实际上还超过6倍),而在20世纪80年代则不足4倍,20世纪50年代只略高于2倍。虽然说这些测算并不十分精确,但变动的基本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与这些大幅波动相对应的,是20世纪各种剧烈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冲突。资本、私人财产和财富的全球分配是这些冲突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18世纪和19世纪显得平和得多。
除资本收入比的总体变化外,自1700年以来资本组成结构的巨大变化也不容忽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地逐渐被建筑、产业资本以及投资于企业和政府组织的金融资本所取代,不过以国民收入的倍数来测算的资本总价值却没有太多改变。
政府债务属于私人部门的资产,即公共部门的负债,因此净值为零(假设各个国家都只持有本国的政府债务)。国民资本可以划分为本国资本和净外国资本两部分,本国资本代表位于该国领土上的资本存量(如建筑、企业等)的价值,净外国资本(或净外国资产)代表该国持有世界其他地区财富的状况,也就是该国居民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资产同世界其他地区居民在该国拥有的资产之差,其中包括以政府债券形式持有的资产。
本国资本继而可分为三种类别:农地、住房(包括住房所附着土地的价值)以及其他本国资本(包括企业和政府组织的资本,如用于商业的建筑物及所在的土地、基础设施、机器、计算机、专利权等)。这些资产以及其他任何资产都是以市场价值来评估,例如,发行了股票的公司的价值取决于股票的市场价格。因此,国民资本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描述:
国民资本=农地+住房+其他本国资本+净外国资本
在18世纪初,农地的总价值约为国民收入的4-5倍,或者说占全部国民资本的近2/3。3个世纪之后,英法两国的农地价值已不足国民收入的10%,在全部财富中的比重不足2%。如此巨大的反差却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农业在18世纪的全部经济活动与就业人数中所占的份额接近3/4,而今天仅占几个百分点。自然而然,农业所涉及的资本的份额也显示出了类似的变化趋势。
与农地价值的大幅下跌(相对于国民收入和国民资本)相对应,一是住房的价值在提升,从18世纪约为国民收入的1倍增加到如今的超过3倍;二是其他本国资本的价值也在提升,其涨幅略低于住房,从18世纪约为国民收入的1.5倍增加到如今的略低于3倍。这个时间跨度极大的结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住房在经济与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提高,不但数量有增长,而且质量和价值都在提升;另一方面则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商业建筑、基础设施、机器、库房、办公楼、工具以及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资本有了巨大积累,所有这些资本都是被企业和政府组织用于生产各种类型的非农业产品和服务。资本的属性已有改变:过去大多是土地,今天则以住房加上工业和金融资产为主,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未减。(完)
(本文节选自《21世纪资本论》,该书中文版已于2014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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