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一个奇怪孤独的银行家

1914年7月28日（星期二），蒙塔古•诺曼来到伦敦，他当时是布朗-希普利（Brown Shipley）这家盎格鲁-美国式商业银行的合伙人之一。时值假期，像所有跟他同一阶层的人一样，他上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由于他正在解除合伙关系，暂时需要留在这个城市。据报道，当天下午奥地利已经对塞尔维亚宣战，并开始炮轰贝尔格莱德。和这一消息无关，在痛苦的谈判的压力下，诺曼感觉非常不适，于是他决定返回乡下。

他和几乎所有其他的英国人都没想到，之后的几天里，这个国家将要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银行危机，那个曾经让整个世界变的繁荣昌盛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将彻底被摧毁，并且谁也没有料到，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大部分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盲目地卷入到战争行列中去。

和他的大部分同胞一样，诺曼没怎么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来欧洲危机正在酝酿。6月28日，在萨拉热窝，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喜剧乐队成员投掷炸弹暗杀奥地利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妻子索菲的事件，在当时看起来似乎只是发生在混乱的巴尔干半岛上的另一起暴力事件而已。然而，到了7月24日，事件终于引起人们关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指控它参与了谋杀，并威胁发动战争，这个消息上了英国报纸头条。但即使到那时，大部分人们仍然轻松地继续他们的度假。

那是英国为数不多的阳光灿烂的夏季之一，一连几天万里无云，温度华氏90度左右。诺曼已经在美国度过了一个两个月的超长假期，像往常一样，在纽约和缅因州逗留，打发时间。他在6月底启程返回英国，休闲地在伦敦度过7月，享受美好的天气。最后终于同合伙人清算完毕，抽离他的资本，分道扬镳。这是个痛苦的决定。他的祖父曾是布朗-希普利银行－美国布朗兄弟投资公司下属公司的资深合伙人，时间长达35年。而纽曼自己从1894年就在那工作，但是身体欠佳以及与其他合伙人之间的一再冲突使他似乎别无选择，只能与之脱离关系。

7月29日（星期三）早上，诺曼返回格洛斯特郡，却发现有封加急电报催他回伦敦。于是他坐同一天的火车返回，由于傍晚才到达，因为时间太晚没能赶上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紧急会议。

蒙塔古•诺曼生于1871年，从童年起，他似乎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出生时体弱多病，饱受偏头痛之苦。像他祖父和父亲一样，他也到伊顿公学读书。他祖父、父亲、叔叔和弟弟都曾担任过11人板球队的队长，他却并不热衷于此，也没有什么运动细胞。1889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但仍然不快乐，一年之后就退学了。1892年，他返回英国参与家族生意，进入他父亲和叔叔做股东的马丁银行（MartinsBank），在朗伯德街分行做实习职员。因为对商业银行这种枯燥的业务不感兴趣，更缺乏热情，1894年诺曼决定去他外公的银行布朗•希普利试试看。

在美国他终于找到适合他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社会约束很少，比起伦敦银行狭小的世界，这里更自由、更有活力，他甚至开始考虑定居在美国。然而，战争改变了他的决定。1899年10月布尔战争爆发。诺曼在1894年就已经加入民兵组织，已经是上尉的他在战争爆发之初就立即加入到现役部队中去。诺曼并不是一个特别狂热的帝国主义者，更像是渴望历险、追求浪漫的经历，或者只是意图逃避他平凡存在的状态。

1900年3月他到达南非，英军控制的15万人的军队正与布尔叛乱军的2万人进行艰苦的游击战。诺曼被任命为一支平叛部队的指挥官，他的工作就是追捕抓获布尔突击队员，在这方面他有了前所未有的感觉。虽然条件艰苦、食物粗劣、天气炎热、缺乏睡眠，但他却在感受到危险的同时也有着新生的自信。

他最终获得了“金十字英勇勋章”，这是授予英勇指挥官的第二大荣誉，很多年来，即使他已经全球名声显赫，这仍是他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在英国版的《名人录》中，他唯独坚持一定要把这一功勋放到他的条目中去。但是恶劣的物质条件最终对他虚弱的身体敲响了警钟，1901年10月他因患上严重的胃炎而被遣返回家。

恢复正常生活之后，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来恢复健康，直到1905年，他才重新开始在布朗•希普利的全职工作，之后的六年中他是四个主要股东之一，与同事陷入了因商业战略不同而引起的无休止的冲突，这也是让他最沮丧的几年。

不过，比较起来他的个人生活给他的压力最大。1906年，婚约破裂导致他第一次神经失常。之后，他表现出典型的狂躁抑郁症的症状：时而兴高采烈，转而又绝望透顶。1911年9月他精神彻底崩溃。医生建议他彻底休息，因此后来的三年他只是偶尔工作，日益隐居起来。好像要寻找什么似的，他到过很多地方旅行。在巴拿马时，有个银行经理友好地建议他去看一位瑞士的精神科医生卡尔•荣格博士。经过几天血液和脊髓液测试后，这位年轻的著名精神科专家告诉诺曼，他患的是一种“精神错乱性全身麻痹症”，并且可能会在几个月内死亡——但这是个惊人的误诊。

诺曼深受打击，又开始寻求另一个瑞士精神疾病专家罗杰•伍兹博士（Roger Vittoz）的意见，之后，诺曼在他的照顾下在苏黎世住了三个月。伍兹发明了一种类似于冥想的方法帮助他的病人减轻精神压力。他教病人们通过集中精力于一些精美的图案或者是一个单词从而平静下来。

对诺曼而言，这仅仅是伴随他一生的对深奥的宗教和精神修炼尝试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诺曼成为法国心理学家埃米尔•库埃的追随者，埃米尔鼓吹通过自我暗示从而掌控自身，有点儿像新世纪鼓吹正面思考的信徒，不过是在那个时代成为了时尚。诺曼甚至曾经涉猎过灵异说，脑袋里充满各种奇怪的思想。因为他还患有某种恶作剧快乐癖，以用那些怪异的想法来嘲笑人们为乐，人们很难知道是否应该把事情当真。

因此，诺曼因他的怪异而著名并不奇怪。他所在城市的熟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奇怪而孤独的人，他的兴趣集中于美学和哲学，虽然他把为数不多的几个银行家引为知己，但却更喜欢混迹于那些折衷主义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中间。

7月30日（星期四），事情已经很明显，原本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一个没落王朝和一个小国之间的争端正在升级为整个欧洲的战争。针对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的事件，俄国已经做了全国总动员。国际政治危机随之带来了经济危机。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布鲁塞尔和圣彼得堡的证券交易所都不得不延缓交易。欧洲所有交易所，除了巴黎已关闭外，有价证券的清算都集中在伦敦进行。

7月31日（星期五），诺曼到达他位于英格兰银行北面的的市区办公室，他发现金融界坚决反对英国卷入这场欧洲大陆的冲突。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事后回忆，英格兰银行沉默寡言、不善作秀的主管沃特•坎利夫热泪盈眶地恳求道：“我们一定不能卷入战争，否则将面临毁灭”。

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个城市主要依靠向国外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向本地工业提供资本。商业银行拥挤地坐落在英格兰银行周围的街道上，银行业的那些家族式的核心集团为伦敦城注入了神秘色彩，他们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贷款业务的运行。每年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外国债券通过伦敦的银行对外发行。4月，施罗德投资公司通过购买债券借给奥地利王国8000万美元，而英国即将与奥利地开战。战争一旦爆发，所有这些资金和利息都将鸡飞蛋打。

全欧洲证券交易所的关闭以及黄金可能会被禁止运输的风险使得整个金本位体系被打乱，同时带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对于欧洲人来说，很难把钱运到国外去解决他们的商业债务，而为所有这些交易做过担保的商业银行则面临破产的危险。

但是，不只是银行家们受到战争预期带来的世界金融秩序混乱的威胁，外交部长爱德华•格瑞爵士，在所有内阁成员中是最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赌在与法国之间暧昧不清的“理解”之上的，也是最强硬的主战派，即使是他也警告法国大使说：“即将到来的冲突将使欧洲金融体系陷入困境，英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英国保持中立或许是避免欧洲信用体系彻底崩溃的唯一途径”。

周五早上10点钟，证券交易所门口张贴了一张告示，宣称在新的通知发出之前，交易所将停止交易，这是自交易所1733年成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城市周边的银行开始拒绝向客户支付金币。很快地，针线街上的英国银行外面排起了长队，因为它坚守法律义务，继续用英镑换金币业务。这里并没有什么恐慌，只是被焦虑的气氛所笼罩。《泰晤士报》报道说：“虽然有成百上千人一整天都在排队等候，其中很多是外国人，但秩序井然”。这与欧洲其他城市所报道的危机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泰晤士报》不无傲慢地宣称，这主要归功于英国人“传统的冷静镇定”的个性。第二天，聚集在银行外边的人群规模更大，但仍然没有什么真正恐慌的感觉。然而，为了以防万一，那些身着与众不同的浅橙色燕尾服，红色马甲，戴高帽子的银行守门人员被授予特别警察的权力，可以逮捕闹事的人。

街上并没有出现骚乱，但恐惧气氛却在商业银行宽敞的会议室蔓延开来。之前的六个月，他们与英格兰银行就一旦发生这样的危机，他们与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2月份，一份备忘录在银行委员会内部传阅。这份备忘录警告说：“一旦战争爆发，外国人有权利，并且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使用要求兑换金币的权利，这将引起金融秩序严重的混乱”。现在，面临着伦敦大面积的破产风险，陷于恐慌中的商业银行家们开始把他们英格兰银行账户上的黄金抽离，这使得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7月29日（星期三）的1.3亿多美元下降到8月1日（星期六）的不到5000万美元。而这时，为了吸收存款，维持迅速缩水的黄金储备，英格兰银行宣布把利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0%。

与此同时，危机在欧洲大陆上残酷地蔓延。德国于7月31日（星期五）发动全国动员令，以对抗俄国的全国动员，并对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宣布中立，并把图勒和凡尔登要塞移交给德国以表诚意。第二天，德国对俄宣战，而法国也发布了全国动员令。周日，形势变得很明显，法国忠实于与俄国的联盟，也就是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对德宣战。周末，诺曼发电报给纽约布朗兄弟的合伙人：“欧洲前景非常黯淡”。

经过一个周末，英国人的态度陡然转变成支持战争。正值八月银行休假日的周末，成千上万的人们兴奋过度，在大太阳下纷纷出门，涌入伦敦市中心，欢呼并唱着《马赛曲》和《主佑吾王》等爱国歌曲，主动要求战斗。

周一，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已经去度八月银行休假日了。然而，诺曼和其他150多名银行家聚集在英格兰银行，进行了一场暴风雨似的会议。正如英国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后来的评论所示，“处于惊恐中的银行家不会有英雄式的表现”。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人们的嗓门一再提高，甚至有个银行家对英格兰银行总裁挥起了拳头。会议决定向财政大臣提议把银行休假日再延长三天，以争取时间来平息恐慌。财政部同时宣布所有贸易债务将自动延期一个月，在这期间，英格兰银行将决定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受流动性丧失或破产威胁的商业银行走出困境。

在最初几天里，诺曼最关心的是如何保证布朗•希普利摆脱困境，如若不然，他就没希望把他的资金拿回来了。这个周末，几百个公司的美国客户滞留在欧洲进退两难，他们聚集在帕尔摩街的办公室，想要兑现他们的信用证。随着状况逐渐好转，人们发现公司很多业务集中于美国，而美国保持着乐观的中立，所以与此相关的业务损失不大。虽然是英国银行俱乐部的成员之一，诺曼却发现自己必须花费大部分时间在银行业务上，特别是要努力解决未付债务的难题。

奇怪的是，在这样的紧张时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几乎没时间沉思，这好像反而减轻了他的精神压力。他在写给美国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从早到晚地工作，却从未感觉到疼痛或劳累，甚至比几年前都要好”。虽然奇怪但很真实，战争对他有好处。（完）

文：利雅卡特•艾哈迈德；译：巴曙松、李胜利等

文章来源：节选自利雅卡特•艾哈迈德所著的《金融之王》，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