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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莱茵资本主义与社会所有制

英法的发展轨迹同德国之间的对比很有趣，特别是在混合所有制经济领域，上文已提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性在二战之后得到强化。首先从长期来看，农地资产让位于住宅和商业地产，以及工业和金融资本；其次，资本收入比自二战结束以后稳步提高，似乎已经回升到1914-1945年间多次冲击之前的水平。

德国的工业资本的数量比英法两国都要多。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德国没有建立殖民帝国，这也是当时极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冲突的根源。受益于贸易盈余，德国在刚过去的几十年中也积攒了相当多的外国资产。截止到2010年德国的海外净资产已接近国民收入的50%，和1913年的水平相差无几，其中超过一半是自2000年之后积累下来的。同英法两国在19世纪末的外国资产规模相比，今天的德国并不算多，但两个昔日的殖民帝国的外国资产目前已接近于零，和今天的德国有天壤之别。

德国在公共债务以及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结构的演进轨迹方面与法国颇为相近。1930-1950年，德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接近17%，致使其价格水平上涨了约300倍，在20世纪利用通货膨胀来削减公共债务负担的国家之中，德国是做得最过分的一个。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陷入巨额赤字，公共债务负担在1918-1920年及1943-1944年分别超过GDP的100%和150%，但利用通货膨胀，德国两次都迅速将债务压缩至很低的水平：1930年以及1950年，通货膨胀分别控制在GDP的20%。不过，乞灵于如此极端和剧烈的通货膨胀，也给德国的社会与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动荡，尤其是1920年代的恶性通胀，导致饱经沧桑的德国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反通货膨胀态度。由此也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形：曾经在20世纪最无以复加地利用通货膨胀来摆脱债务负担的德国，现在拒绝容忍每年的物价涨幅超过2%；而从来都老老实实还债的英国政府，即便是超过了合理的范畴，却显示出更灵活的态度，开明地允许其中央银行购买很大一部分公共债务，哪怕这会导致稍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在公共资产的积累方面，德国政府在1950-1980年间持有银行和工业部门的很大部分资产，尽管在1980-2000年间将其部分出售，但仍保留了相当数量。德国在1950-1980年间的公共债务接近于零，净公共资本接近国民收入的1倍，而私人资本总额只有国民收入的2倍，这在当时处于很低水平。在战后重建及经济奇迹的几十年里，德国政府拥有全部国民资本的25-30%。1970年后的经济增长减速与公共债务累积导致净公共财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根本性的反转。德国的净公共财富到2010年已几乎消失殆尽，自1950年来稳步增长的私人财富已占据国民财富的绝大多数份额。

然而，德国的私人财富的规模与英法两国相比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德国的私人财富自二战以后有巨大增长：1950年的水平极低，仅为国民收入1.5倍，而今天已超过国民收入的4倍。不过，德国在2010年的私人财富水平依然明显低于英法两国：德国仅为国民收入的4倍，而英法两国为5-6倍，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超过6倍。考虑到德国的高储蓄率，德国的私人财富水平仍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似乎是个悖论，但这可能是个暂时现象，并可以由如下一些原因来解释。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德国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房地产价格较低，原因在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价格自1990年后有大幅上升，而德国在实现统一后，有大量低成本的住房进入市场。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的差异大部分并不是来自存量住房的价值不同，而是其他本国资本的价值差异，尤其是产业资本。换言之，德国的私人资本水平较低并非因为房地产价值较低，而是由于德国企业的股票市值较低。如果在计算私人财富总额的时候，我们不是参考股票市值，而是采用账面价值（从企业的累计投资价值中减去债务之后的部分），那么上述的德国悖论就不复存在了：其私人财富数量将立刻提升到与英法两国相当的水平，从国民收入的4倍增至5-6倍。这种复杂现象的出现看似是个纯粹的会计问题，其实有高度的政治背景的影响。

德国企业的市值较低应该反映了所谓“莱茵资本主义”或者说“利害相关者模式”的特点。具体来说，在这种经济模式里，企业不但归股东所有，而且还受其他“利害相关者”的控制，其中包括企业工人的代表，以及地方政府、消费者协会、环保组织等机构的代表。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说此类分享式社会所有制模式很完美，它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只是想指出此类模式至少能产生与盎格鲁-萨克森式市场资本主义或“股东模式”同样的经营效率，尤其是，利害相关者模式虽然不可避免会造成企业市场价值被低估，但其社会价值却未必。

二、资本在20世纪遭受的打击

现有的各种资料都表明英国、法国及德国（这三个国家加起来在1910年和2010年都占西欧国家GDP的三分之二以上，超过整个欧洲GDP的一半）发生的变化代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趋势：虽然各国之间存在有趣的差异，但总体的趋势是相同的。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资本收入比自1970年之后快速提升，比英法两国更快，现有的历史数据显示其资本总量在20世纪末期已达到国民收入的6-7倍。比利时、荷兰及奥地利等国的现有估计数据也表现出了相似的趋势。

接下来，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收入比在1914-1945年的下跌只能很有限地归结为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质资本的毁灭，包括建筑物、工厂和基础设施等。在英国、法国和德国，1913年的国民资本的价值约为国民收入的6.5-7倍，到1950年下跌至大约2.5倍，降幅超过国民收入的4倍。这期间物质资本当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在一战时期的法国（处于战争前线的东北部省份损失惨重）以及二战时期被1944-1945年的大规模轰炸打击的法国和德国（虽然作战时间短于一战，但破坏技术已更为强大）。总体来说，法国大约有价值1倍于国民收入的资本被摧毁，相当于资本收入比降幅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德国被摧毁的资本约为国民收入的1.5倍，相当于整体降幅的三分之一。尽管这些损失很惊人，却只占整体降幅的一小部分，而这两个国家是受战争打击最直接的。在英国，资本的物质毁灭程度要小得多，一战时期几乎没有损失，二战时期也只是由于德国的轰炸损失了不足国民收入10%的资本。可英国的国民资本的降幅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倍（或者说是物质资本损失的40多倍），与法国和德国不相上下。

实际上，两次大战所带来的财政和政治冲击对资本的破坏力要远远超过战争本身。除物质上的毁灭外，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外国的投资组合大幅减少，以及储蓄率降至极低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与强化监管的政治背景下，资产价格走低。

外国资本大幅减少，部分原因来自革命和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影响。不过，更为主要的原因却在于欧洲各国的储蓄率在1914-1945年降至极低水平，从而迫使英法两国的储蓄者逐步出售其外国资产。当1930年代的大萧条爆发后，许多股票和债券持有人随着众多企业的破产而血本无归。 此外，有限的私人储蓄在很大程度上被巨大的公共财政赤字所吞没，这在战争时期尤为普遍。从1914年到1945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民储蓄（包括私人储蓄与公共储蓄之和）降到极低水平。储蓄者的钱大量贷给政府，某些时候还出售了外国资产，最后却被通货膨胀所剥夺。某些时候，政府也直接从海外借钱，导致美国从一战前夕的净债务国变成20世纪50年代的债权国。但总而言之，英法两国的国民财富受到的影响是一致的。最终，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的下降是欧洲走向自我毁灭的历史，特别是欧洲资本家的安乐死。

然而，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二战后的低资本收入比在某些方面的积极意义——削减资产的市场价值及其所有者的经济权力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蓄意并有效的）——那么对这段政治、军事和财政史的叙述将并不完整。具体来说，房地产价值和股票价值在1950-1960年代相对于产品和服务价格降至历史低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资本收入比走低。二战之后，住房价格处于历史低谷，主要是由于租金管制政策，而这种政策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在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采用。类似的是，企业的价值（也就是上市公司与合伙制企业股份的价值）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也降至较低水平。股票市场的信心被大萧条以及战后的国有化运动严重动摇，而且各国还制订了关于金融监管及针对股利和利润税收的新政策，这些都导致股东的权利及其所持股份价值的缩水。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详细数据表明，二战后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低迷是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间下降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依然只能解释降幅的一小部分，在不同国家约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总量方面的影响，包括国民储蓄率降低、外国资产流失以及战争破坏等，则可以解释降幅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与之类似的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在20世纪70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头一个10年里的强劲反弹，是资本收入比回升的重要原因，但依然不及总量效应的影响大。（完）

（本文节选自《21世纪资本论》，该书中文版已于2014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