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如何支持收入增长?

一、外国资本的兴衰

拥有外国资产的重要性最早是出现在1750-1800年间，托马斯爵士在西印度群岛就有投资（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不过外国资产当时所占的比重还不大，在奥斯丁创作该小说的1812年，从可考资料看，外国资产仅相当于英国国民收入的10%，或者说约为英国农地总价值（超过国民收入的3倍）的1/30。直至19世纪，英国臣民才开始在世界其他地区积累起可观的财富，其数量前所未有，而且至今也无人超越。到一战前夕，英国组建起了世界性的殖民帝国，拥有的外国资产接近其国民收入的2倍，为英国本土的农地总价值的6倍。至20世纪初，英国人在海外的资本每年能产生约5%的红利、利息和租金回报，使该国的国民收入比国内产值高出约10个百分点。如此大的福利可以养活相当数量的人群。

在全球殖民帝国中排名第二的法国同样处在令人艳羡的地位，其积累的外国资产超过国民收入的1倍，因此在20世纪头十年，法国的国民收入也比其国内产值要高出约5-6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北部和东部各省的全部工业产值。法国国民拥有的外国资产的孳息，以红利、利息、专利费、租金和其他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母国。

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巨大的净外国资产让英法两国得以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维持结构性的外贸赤字。1880-1914年间，上述两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产品和服务明显多于其出口，平均贸易赤字约为国民收入的1-2%。但赤字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它们从外国资产中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国民收入的5%，使其国际收支依然保持大量盈余，并年复一年地增加外国资产的持有数量。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地区在通过辛苦劳作来增加殖民帝国的消费的同时，它们欠这些殖民帝国的债务还越来越多。这样说似乎危言耸听，但我们应该认识到，通过贸易盈余和殖民占有的方式来积累海外财富的目标，正是为了在日后维持贸易赤字，永远保持贸易盈余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拥有财富的好处在于，人们即使不需要工作也能继续消费和积累，或者说能够以比自己从事生产更快的速度来继续消费和积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舞台。

在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接连打击之后，这些巨额的外国资产最终烟消云散。到20世纪50年代，英法两国的净外国资产持有量都接近于零，意味着两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拥有的外国资产仅仅与世界其他地区在英法两国国内拥有的资产数额相当。大致来说，这种情形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没有太大改观。从1950年到2010年，法国和英国持有的净外国资产从很小的正值变为很小的负值，依然非常接近于零，与过去看到的庞大规模相比完全微不足道。最后，如果将18世纪的国民资本的结构与今天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外国净资产在两个时期都不算特别重要，长期真正的结构性变化在于农地逐步被房地产和运营资本替代，而总资本存量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保持稳定。

二、收入和财富的数量级

总结一下上述变化，我们可以把今天的世界作为一个参照点。英法两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为每年3万欧元，国民资本约为国民收入的6倍，也就是每人18万欧元左右。国民资本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两个规模相近的部分：即平均来说，每位国民拥有9万欧元的住宅（自住或出租给他人）以及9万欧元的其他本国资本，主要是借助各类金融工具投资在企业中的资本。

让我们来做个假想实验，以今天的平均水平来考察3个世纪之前（1700年左右）的国民资本结构，也就是说，人均年收入和资本数量仍然分别为3万和18万欧元。结果会发现，当时一个有代表性的英法两国的国民拥有12万欧元的土地，3万欧元的住房以及3万欧元的其他本国资产。很显然，某些人拥有数百公顷土地，价值千万甚至数亿欧元，而其他许多人可能不名一文。但上述的平均水平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国民资本的结构自18世纪以来已完全改变，只是年收入的比例还大体维持不变。

再设想一下英法两国的国民在20世纪初的情形，其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同样分别为3万欧元和18万欧元。在英国，农地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已经较小，人均的农地价值仅为1万欧元，住房价值达到5万欧元，其他国内资产价值6万欧元，再加上近6万欧元的外国资产。法国的情况大体相似，只是其人均的土地价值和外国资产均为3-4万欧元。在上述两个国家，外国资产都举足轻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持有苏伊士运河的股票或者俄国的债券，尽管许多人没有任何外国资产，少数人则持有数额巨大的投资组合，但从全国的人均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英法两国持有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国资产累积到了多么惊人的程度。

三、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

在更细致地考察资本在20世纪受到的冲击的性质及其在二战后复苏的原因之前，我们有必要提及公共债务的议题，更广义地说即国民资本在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划分。在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负担普遍沉重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起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上除了负债还包括资产，但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

国民资本（或国民财富）是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总和。公共资本是政府（包括所有公共机构）的资产与负债的差额，私人资本当然则是私人拥有的资本与负债的差额。无论于公于私，资本的定义总是指净财富，也就是某个主体拥有的权利的市场价值（资产）同他负担的现时义务的市场价值（负债）的差额。

具体而言，公共资产有两种形式，可以是非金融资产，也可以是金融资产。政府可以拥有企业的股份，可能是多数股东，也可能是少数股东。这些企业既可能位于本国境内，也可能位于海外。在现实中，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界限可能并不清晰。目前，英国的公共资产的总价值估计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倍，法国的水平略低于1.5倍。鉴于上述两国的公共债务都大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倍，因此净公共财富数额很少。根据两国的统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最新官方估计，英国的净公共资本几乎为零，法国的则略低于国民年收入的30%，抑或全部国民资本的1/20。

也就是说，如果英法两国的政府决定出售所有资产以立即偿还债务，法国还能留下些余款，英国将几乎一无所有。再次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这些预估数据的准确性。世界各国都在尽力实践由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化统计概念和方法，但国民经济核算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对公共债务和金融资产的估值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确定公共建筑物（如学校和医院）或基础设施（如铁路和高速公路）准确的市场价值却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这些资产很少被出售。

无论如何，毫无疑义的是英法两国的公共财富数量相当少，与私人财富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净公共财富在英国不足国民财富的1%，在法国仅为约5%，即使我们假定公共资产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其也不会超过国民财富的10%，目前看来依然无足轻重。尽管计量方法尚存缺陷，我们仍能看到关键事实：从现有的最新数据上看，在2010年的英法两国，私人财富在全部国民财富中占据绝大部分，在英国超过99%，在法国约为95%。至于真实的数据，肯定在90%以上。

四、从历史视角看公共财富

公共资产和公共债务与规模庞大的私人财富相比始终显得非常有限。两个国家在过去3个世纪的净公共财富有时为正值，有时为负值，但其振荡幅度普遍来看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00%到-100%之间（更多情况下是在+50%到-50%之间），相对于私人财富的水平（高达国民收入的7-8倍）而言，总体上并不起眼。或者说，之前总结的英法两国自18世纪以来的国民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的历史，基本上也就是其私人资本与国民收入的关系的历史。

这里的关键事实当然众所周知：英国和法国从来就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没有经历过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由国家来控制大部分资本。因此，私人财富相对于公共财富一直占据压倒性优势，并不令人惊讶。反过来，这两个国家的公共债务也都从未累积到足以显著影响私人财富水平的程度。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往往积累起大量公共债务，导致私人财富增加，法国政府在旧王朝时期和一战前的“美丽年代”也是如此。而在其他一些时候，政府却试图缩减私人财富的规模，例如二战后的法国取消了公共债务，建立了庞大的公共部门，同期英国也是如此，只是程度更轻。从英法两国政策反复变化的历史中做些基础研究应该颇有裨益，它们在这方面有着丰富多样的经验教训。（完）

（本文节选自《21世纪资本论》，该书中文版已于2014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