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恢复增长有哪些全球风险

文/余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室主任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与以往诸多不同的新特征，多对看似矛盾的特征同时并存，主要表现为“温和增长、低通胀、低劳动 参与率、社会分化拉大”。其实质是美国经济处于“结构转型期”与“技术创新积聚期”两期叠加的新阶段。这种增长新特征保证了世界经济前进的发动机不会熄 火，给世界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在世界经济增长疲弱的大背景下，这种新特征也带来诸多风险。

引发错配风险

美国经济温和增长的本质是美国经济正处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经济升级阶段，这与当前世界经济的“平庸"增 长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引发了全球经济的错配风险。美国经济在增长中出现的低通胀、低劳动参与率和社会分化拉大问题则令他国对美贸易条件恶化，美国在贸易 顺差、就业岗位流失等问题上变得更加敏感。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出现了“双循环”经济结构。

一个循环是新兴经济体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传统经济循环，另一个是新兴经济体与亚非拉国家通过贸易、投资、产业转移形成的新经济循 环。中国处于这两大循环铰链处。加入WTO使中国从这两大循环同时运转中获益，中国可同时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市场。但美国经济的新特征可能令上 述“双循环”形成速度放慢、甚至停滞，本可在新循环中进行的贸易和投资转而流向传统循环，美国成为吸引国际资本和贸易的“黑洞”。目前上述负面影响已经显 现。

增长外溢性减弱

美国经济温和增长的背后是美国对内加紧振兴实体经济，对外调整经济战略布局，这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红利越来越多地被固化在国内，美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外溢效应明显减弱，表现出明显的“自私性”。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9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自2009年二季度复苏以来，其对外货币贸易帐户逆差和服务贸易账户逆 差基本保持稳定。2015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增幅高达3.7%，上述帐户的逆差状况也未见明显变化。这与以往美国经济复苏后，通过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来拉动 世界经济明显不同。

不仅如此，美国还加大了对外出口。以美国对外货物进出口贸易为例，出口总额由2009年4月的825.8亿美元，增至2015 年7月的1281.6亿美元，增幅为55.1%；同期，货物进口贸易总额由1541亿美元增至1896.1亿美元，增幅为23%。同时，美国对外出口增速 也高于同期世界总体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9-2014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增幅为20%。

美元资产受追捧

美国经济的温和增长与世界经济的疲弱形成的“落差”，令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吸引国际资本向美聚集，美元资产再度受到追捧。

美国财政部今年9月1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量为3388亿美元。IMF今年9月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显示，全球央行正在增持美元。今年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的占比已增至64.12%。

在资本向美国集中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却在经历近6年最大的资本外流。2014年下半年，从最大的15个新兴经济体流出的资本总 量高达3924亿美元，今年一季度更是有加速态势，预计将达到2500亿美元。这比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三个季度时的情况更甚，当时新兴 市场共流出5459亿美元。

美联储加息恐引动荡

美国经济温和增长决定了美联储的升息之路必然是小幅渐进式，美元将因此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升值之路。

渣打银行研究报告称，美元一轮长期升势通常会持续5-7年，升幅在40%-70%。发展中国家因此将面临较长时间的资本流出的 压力。从历史上看，每次美元大牛市都伴随着一些地区的衰落。1978-1985年期间拉美步入衰落，1992-2001年间亚洲的黄金岁月终结。美元升值 将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资本外流引发流动性危机。

美联储在加息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已令美国股市动荡性明显加剧，这对国际金融市场构成巨大风险。今年初以来，美联储频频释放加息 的政策信号。市场为规避风险，陆续加大了避险性操作。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波动率指数（VIX）在今年8月至9月间有22天超过25，而过去4年，VIX 指数值超过25的天数总共只有5天。9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再度推迟加息，令市场担忧和恐慌情绪久久不能得到释放，美国股市将因不确定性而波动性增加。鉴于美 国股市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力，国际金融市场或将就此与美股发生共振。

全球增长环境趋复杂

美国经济温和增长有助于美国战略自信心的恢复。经济增长虽然温和，但总体还是向好，持续增长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基调，这为美 国重拾对外干涉主义提供了经济基础。现在也的确听到美国战略界越来越多地喊出“美国又回来了”的口号，呼吁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事务。当美国更多地插手 或参与国际和地区性事务后，地缘博弈和政治风险势必会再次上升，全球经济增长环境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

美国经济新特征可能引发的世界经济风险的其他“致病”因素还包括低通胀、低劳动参与率和社会分化拉大。世界其他国家往往将对美 出口视为拉动本国经济的一大“马车”，但是美国低通胀环境，将让这些国家从对美出口中获益减少。为提高对美出口收益，需要扩大出口规模，各国将因此展开激 烈的市场竞争，产品价格在竞争中被竞相降价将是必然结果，各国对美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美国目前出现的低劳动参与率和社会分化问题将使其在开放国内市场、产业外包、就业岗位流失等问题上尤为敏感。奥巴马之所以会在 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问题上遭到党内强烈抵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民主党议员担心TPP达成后，会导致国内就业岗位流 失。美国已进入“大选季”，美国国内对上述问题敏感度的上升或逼迫美国政府对内外政策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