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邻为鉴，印度的启示

以邻为鉴，印度的启示

——读《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

李华芳

何以是印度？

2011年的时候，现任教上海财经大学的梁捷和我为《思想库报告》写了一个《中国和印度》的对比文章，提醒要注意印度经济发展的“教训”。因为我们当时注意到在过去30年间，两国经济几乎同时开始增长，但中国的经济表现——至少目前来看——是远胜印度的。

近30年来，中国年均GDP增长速度为8%左右；而印度大概在4%到5%。用人均GDP衡量，印度现在大概处在中国19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即便以绝对值计算，印度也仅仅相当于中国1990年代中前期的水平。

那么为什么还要关心印度？一个不容忽视的理由是两个国家都有超级庞大的人口规模。根据两国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约有13亿5千万人口，而印度大概有12亿5千万。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实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的人口规模，相邻的地理位置，但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这就让人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

学界对不同政治体制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有争论。MIT的黄亚生教授经常提醒印度民主体制作为一种更为包容的制度，会有很强的后劲。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Robinson 也提到包容性制度对增长的正面作用。如果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真的很大，那么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何以印度的经济增长却落后中国呢？

经济学家诺斯阐释过一个理论叫做“路径依赖”，听起来专业，但实际上说的是早先的决策和行为会形成一定的“惯性”，当这种惯性被利益强化之后，就会影响后来的决策和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前面做的不对，后面改起来也难，因为被锁定在某一条路径上了。

印度1980年代以来增长落后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之前的选择导致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印度政府管制和控制了大量经济活动，公共部门不断扩张，采取贸易保护并且限制了外商投资——这就导致即便国内有一个包容性的民主制度，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没有超过4%。虽然印度在1980年代启动改革之后，经济增长也开始加速。但上述政策的惯性导致了印度要提高至与中国一样的经济增速有困难。

但印度相比于其他国家，还是发展起来了。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也是世人瞩目的。只不过，印度的发展没有惠及穷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治理绝对贫困的成效要好于印度。这不禁又让人疑惑，这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印度，何以在扶贫问题上进展不佳，如果不说是束手无策的话。

印度做了什么？

哥伦比亚大学两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和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Arvind Panagariya）的新书《增长为什么重要：来自当代印度的发展经验》（中译本由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主要针对的就是上述这个问题：经济增长对解决贫困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者首先澄清了一个误解。他们认为，印度并不全如批评者所言没有解决贫困问题，或者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没有惠及穷人。实际上，他们的研究表明印度进入1990年代之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减少了贫困人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不仅在农业部门创造了更多的工作，也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创造了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这样一来，穷人工作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帮助穷人脱贫。

另外，经济增长同时提高了财政收入，印度政府才有足够的钱来提供公共服务。而这些公共服务对于脱贫同样有重要作用。以人力资本改善为例，至少需要身体健康的劳动力，最好还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劳动人口普遍的身体健康需要公共医疗开支，而教育则是增进知识技能的不二法门。所以没有增长，就没有足够的钱用于医疗和教育，扶贫效果也不佳。

道理并不复杂，如果只有一个饼，人太多的情况下，怎么分都有人陷入饥饿和贫困。均分的大锅饭使大部分人口都处在贫困中。而如果是两极分化的分配法，那么有一部分人很可能饿死。所以作者写道：“（如果饼是固定的）再分配并不能消除贫困。”

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把饼做大，换句话说，要有经济增长。

两种类型的改革

作者在书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改革，分别称为第一类改革和第二类改革。所谓第一类改革，指的是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能够直接减少贫困的改革；而那些旨在提供教育和医疗等，且需要不断的经济增长作基础才能实施的改革，称为第二类改革。第二类改革能促进社会包容。

第二类改革必须以第一类改革为基础，没有第一类改革，第二类改革也无从谈起，巴格瓦蒂和帕纳格里亚如此定调。

但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医疗和教育是延后于增长目标的附属物。因为第一类改革带来的收入增长当然能让穷人在满足基本食物需求后，转向其他的需求，例如服装和住房；但却不能保证穷人能把增加的收入用于改善营养健康和教育水平。

比如说穷人原本可能只吃粗茶淡饭，动物蛋白摄入不足，导致消费不足型的营养不良和不健康状态；收入增加后，可能一下子进入多吃快餐阶段，但快餐往往会恶化营养和健康状况，例如导致肥胖，这就陷入了消费错误型营养不良和不健康状态。但继续单纯增加收入，很难改变这种困局。此时教育以及关于营养和健康的信息传递，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与中国一样，尼赫鲁在印度的改革采用的也是五年计划的形式，但卫生医疗和教育同样被作为重要目标。巴格瓦蒂和帕纳格里亚认为是因为印度第一类改革的力度不够，所以导致第二类改革迟迟无法启动，进而影响了印度的扶贫成绩。

反着来，认为印度可以依靠再分配就解决贫困问题、而无需依靠增长，被作者斥为无稽之谈。当一个国家的人口不断增加、但经济增长却趋于停滞时，任何通过再分配来改善贫困的努力很快都会被销蚀殆尽。

但再分配的诱惑实在太大，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奇怪流行，中国有部分人甚至认为在1970年代，尽管中国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却通过再分配消除了可观的贫困、文盲和营养不均的现象。但后来包括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的研究却表明，1970年代中国的问题深重，一方面中国用农业产品和盈余长期补贴城市工业，造成了收入差距的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在1970年代还远远没有消除贫困、文盲和营养不均的现象。而且更糟糕的是，中国处在文革中，政治上无法保障推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以，中国的例子并不能证明再分配政策的有效性。相反，只是更加确证了再分配政策无助于解决贫困问题。

改革加剧了贫富差距吗？

但是光有第一类改革带动增长，难道不会出现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现象，恶化贫富差距么？这关键是要看和谁比。

简单来说，姚明到美国NBA打球，赚了很多钱；同时一个浙江海岛上的渔民也赚了一点钱。但是渔民不会觉得姚明赚的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压力，因为毕竟姚明离自己很远。尽管姚明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渔民的很多倍，渔民可能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公平。

但是如果该渔民和同村的其他人相比，比如其他渔民转业从事其他行当，那么该渔民的收入可能会落后很多，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强的不公平感，尽管其他人的收入和姚明依旧不可同日而语。简单来说，一个村里的不公平会加剧怒火，但不相关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产生的影响比较小。如果社会流动性足够，通常收入差距也不会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作者由此认为“要从具体的社会情境来看不平等的政治和社会含义”。对印度来说，总体上不同邦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有所缓和。但邦、城市、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的变化却比较复杂。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ngus Deaton 和合作者有一篇文章估计了印度的不平等状况。他们发现印度农村内的不平等没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而城市内则有少量的上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两个比较穷的邦——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是如今印度经济增长最快的邦。也就是说，第一类改革使所有人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境况改善，相比于之前的日子，人们无疑过得好了一些。只不过问题是在同一个可以比较的范围内，例如同一个邦内，有些人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另一些人，从而加大贫富差距。

但如果我们同意两类不同的改革带来的作用以及单纯再分配政策的无效性，就应该意识到第一类改革依旧是必须的，而贫富差距带来的负面后果可以通过第二类改革来缓解。

印度做错了什么？

有人说印度反正从各个方面看，发展都不如中国，那么还要向印度学什么？且不说历史上玄奘从印度取得真经，即便从现在来说，中国的第二类改革也做得不好，可以看看印度怎么做的。比如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总量少，分配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失衡，而且中西部和城乡之间的配置也不公平，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另外，从印度的错误中也可以习得经验教训，避免走上歧路。

1991印度正式启动经济自由化改革方案，大量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聚焦在第一类改革上，这也是对此前国家“看得见的手”伸入市场领域的一种纠偏。所以印度在启动第一类改革之前，做错了两件事：国家之手伸得太长，自由贸易放得不够。

即使在第一类改革过程中，束缚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并没有被完全改变。高等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擢升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渠道，尽管高等教育也有利于社会包容，但作者将之归为第一类改革。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显然比较差。究其根本，乃是一个过时的垄断机构在管理印度的高等教育。这使得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没有效益，通过高等教育带来的溢出效应也相当有限。

而且高等教育具有外部性，即便是引进海外资本，例如合资合作办学等，也会有助于提升印度的人力资本。但在开放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印度无疑是非常守旧的。尤其和中国相比，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是落在后面的。

与此同时，作者指出印度政府本身的低效和腐败，不仅是增长的障碍也是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许并非仅仅是印度做错的地方，其他国家也不例外。

但实际一些来讲，社会问题尤其是消除贫困、缩减贫富差距，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作者赞成私人部门和政府一起来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

以基础教育为例，尽管基础教育能促进增长，但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目标。阿玛蒂亚·森曾经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反复讲过这个道理。自由是多维的，而各个维度又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方面的自由受限就会影响自由。而经济自由极度依赖政治自由，而一个文盲的政治自由是受限的，因为在现代社会如果你不识字，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你无法享受全面的政治自由。如此一来，基础教育还肩负着扩展基本能力保障全面自由的神圣使命，所以其本身就是一个目标。

印度越来越依赖私人部门提供基础教育，结果还挺令人振奋。所有种姓不论男女，借着不断扩张的私人基础教育机构，毛入学率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政府做错的地方一来在于过高估计了邦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能力，认为能实现基础教育的全面覆盖；二来在于没有有效的改革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参与到改善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来，因为地方政府缺少相应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能解决各方的激励兼容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当然也需要从中吸取教训。以教育为例，也许中国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开放上的步伐大一些，但在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分配上问题相似。而且由于官僚系统的低效和腐败，中国和印度一样，在第二类改革中也要寻找激励兼容的政策设计。因为与印度官僚系统的低效和腐败相比，缺少民主制衡的中国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关阅读

“梁捷，李华芳：中国和印度”，http://think.sifl.org/?p=3048 

“兴于包容，毁于榨取——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http://lihuafang.baijia.baidu.com/article/10015 

“李华芳：消费为什么重要？——记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ngus Deaton”，http://dajia.qq.com/blog/480562046931909 

刊于： 2015， 无界智库，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jM0NTI2Nw==&mid=400240227&idx=1&sn=5fbcc341ccb8eed68b10cd4d76f21f8f&scene=1&srcid=1106kA1sE2XTLGw7eBWVFnEm#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