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两周年

三中全会两周年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下一个十年》作者 刘胜军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已然两周年。改革进展不容乐观，遭遇实质性阻力。对于过去两年的改革进行客观的评价与反思是极其重要的。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只有深入的反思与严肃的改进，才能确保改革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领导层应该更加聚焦于改革，优化改革方法论，象抓反腐一样狠抓改革］

两年前的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三天后的11月15日公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出了60项、336条改革。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超乎市场预期，引发全球舆论一片赞扬。笔者当时在微博上忍不住写下一句：“我又开始相信爱情了”。

的确，此次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此前，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三中全会扭转了中国历史航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改革开放的国策；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彻底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这两次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命运。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犹如狄更斯那句名言所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在“入世”效应推动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0％，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十年，GDP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另一方面，这十年也是环境污染失控、腐败失控、法治生态恶化、上访蔚然成风、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十年，经济社会矛盾逼近临界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感谢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宣告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ChinAmerica）结束，使得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变得难以回避。中国最初采取了激进的“四万亿刺激”（实际投资刺激规模远超四万亿），但刺激效应只是昙花一现。

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内外压力不期而至，形成了“三期叠加”（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效应。

压力越大，改革需求越是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令人激赏的全面改革方案。不仅如此，中共还设定了在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并成了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此，改革成为本届领导人的中心任务。

改革进展

迄今为止，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共召开了17次会议。该小组是负责改革方案设计的顶层机构，亦是改革大业的责任主体。

到目前为止，改革取得的积极进展有：

1、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85%改为后置审批；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企业年检改为年报公示。其中，公司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意义重大，不仅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制，省去了验资过程，大大降低了创业门槛，也消除了中国企业家时常惧怕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等罪名。这一改革对促进大众创业大有好处，被认为是中国就业数据向好的原因之一。这一改革，也成为习近平、李克强都公开作为正面典型提及的为数不多的案例。

2、利率市场化：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用了6年时间才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1980－1986）。2014年3月周小川公开表示利率市场化将在一两年内完成。2015年10月23日，中国央行取消所有的利率限制，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走完了最后一公里。利率市场化能取得突破，这与互联网金融的倒逼密不可分。李克强在2015年1月考察微众银行时明确提出：要以互联网金融倒逼金融改革。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几年前提出：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由于影子银行的高利率引发银行资金大量流失，国有银行被迫放弃了对利率市场化的抵制态度。当然，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面临利率双轨制、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等问题困扰。

3、简政放权：“大道至简”，减少行政审批，被李克强视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抓手。在2014－2015年，简政放权是国务院常务会议聚焦最多的主题。 两年多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537项， 在2015年3月的两会上，李克强宣布：本届政府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实现。当然，李克强也承认取消的审批权“含金量”有待提高，“一些审批事项，设立8年来竟连一次申请都没受理过”。此外，各级官员在改革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例如：尽管商事制度改革实现了“先照后证”，有些人反映拿了照以后还是碰到层层阻碍，缺一个“证”，企业就运行不了。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简政放权改革”的调研中发现：“放权比较多，但取消的权力比较少；放虚不放实，有些是很多年没发生的事儿放了；放小不放大，真正有利益的并没有放”。

4、民营银行破局：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由国有银行垄断，民营资本不得其门而入。这一格局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经济版图的变化，成为导致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创造了不到40％的GDP，其债务却占到中国企业部门的75％。2015年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的设立，标志着银行业的玻璃门终于打破。李克强总理表态：对民营银行家数不设上限。这一态度值得肯定。民营银行的崛起，将大大提升银行业的效率、优化结构，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

然而，更多的改革或者处于等待之中，或者方案令人失望，表明改革遭遇了实质性阻力：

1、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兼具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含义，因此笔者称之为三中全会改革的“胜负手”。在市场焦急等待将近两年后，中央终于公布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而且这只是“1＋N”中的“1”。从指导意见内容来看，在混合所有制、党政企分开、破除行政垄断、退出竞争性领域等关键问题上表态模糊，令市场失望。曾长期参与改革设计的吴敬琏教授批评说，“《指导意见》有些思路还不够清晰，比如在国企定位和做强做优做大的问题上，就有和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不相衔接的地方。”早在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企业和企业领导人不确定行政级别”。相比之下，《指导意见》却强调了如何具体在国企（包括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落实党的领导，意见提出“四个同步、两个交叉”：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与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适度交叉任职……党组织书记与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要知道，长期以来董事会、党委职责定位不清被视为国企公司治理的一大弊病，因此，《指导意见》提出的方向令观察家感到困惑。

2、财政改革：财政改革应该沿着提高透明度、人大制衡的预算民主方向前进，2015年1月1日生效的新版《预算法》也为改革开辟了法律空间。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显然救急压倒了改革。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超出预期，且在2015年出现很大的到期违约压力，财政部的精力被牵制于此。一个突出的表现是：2014年11月发布了改革色彩浓厚的《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62号文），但仅仅半年后的2015年5月10日国务院又出台《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25号文)：“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对已兑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62号文规定的专项清理工作，则“待今后另行部署后再进行”。这在事实上等于收回了改革方案。迄今并未看到财税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3、司法改革：司法改革一度被寄予厚望。虽然中央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但究竟如何落实违宪审查机制、赋予宪法生命力，目前依然没有眉目。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2014年阐述了中国的司法现状: “黑头不如红头，黑头就是法律；红头不如白头，白头有的是会议纪要，更厉害；白头不如低头，就是指领导的一个批示；低头不如口头，当面打招呼最厉害”。

如何改变权大于法的现实？从进展来看，包括最高法院在深圳、沈阳设立巡回法庭；上海试点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裁判文书网，上网文书已经超过一千万份；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成为中国首家专门审理跨行政区划案件的法院。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对政法委的实质性改革，司法独立性的改善依然存疑。司法体系提出了按专业职务序列而非行政级别晋升，但在整个司法体系未能“去行政化”的体制大环境下，具体成效有待观察。省以下司法体系人财务由省级司法体系集中管理的改革，虽有试点，但缺乏明显突破。

4、上海自贸区：作为本届政府的首个改革突破口，上海自贸区一度引发市场狂热情绪。尽管自贸区由上海扩展到天津、福建、广东，但两年过后，市场依然不清楚自贸区究竟要干什么，不同专家也都在瞎子摸象式的解读与推测。负面清单一度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但如今已无人关心每年更新的负面清单（ 尽管从2013年的190个减少至2015年的122个 ）。自贸区金融开放一直是“只打雷不下雨”，细节落实阻力重重。2015年7月的股灾和8月人民币汇改引发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更加大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不确定性。一个鲜明的对比是：2015年10月美国宣布TPP达成协议引发中国网民热议，而自贸区正在被投资者逐渐遗忘。

5、IPO注册制：IPO注册制尽管只是金融改革中的一个细节，但很具有观察意义：在中国企业部门负债过高的背景下，IPO注册制改革是推动“去杠杆”的重要途经；IPO注册制改革亦是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一旦上市通道不畅，将对创业企业的融资环境带来重大影响，也会打击风险投资机构；IPO注册制涉及中国最具“含金量”的审批权，也将考验当局的改革诚意。最初预定于2015年10月完成的《证券法》修订被延后以及股灾后的新股发行再度喊停，无疑将推迟IPO注册制进程。

6、一些令人困惑的改革：尽管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但具体操作中出现了一些似乎缺乏一致性的措施。例如：国企高管的“限薪”、央企的合并。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察案例是2015年7月的股灾。官方在牛市形成中的暧昧表态、股灾发生后介入救市的时机、暴力救市手段均引发激烈争议。必须承认，一些救市手段脱离了市场化、法治化的轨道，甚至动摇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中国官方也在事后试图弥补此次意外事故带来的“声誉损失”：逮捕了救市前线总指挥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并任命知名海龟方星海为证监会副主席。

7、大多数改革还在等待过程中：尽管已过去两年，但迄今进入操作状态的改革方案并不多。户籍、土地、教育等重大改革依然没有出台具体方案。中央深化改革小组会议涉及了诸多议题，但从讨论到成为可操作的方案之间存在很长的时间距离。

总体评价

从过去两年的改革实践来看，大致有如下印象：1）改革进展缓慢，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难度很大；2）改革缺乏亮点和标志性改革；3）一些关键改革被认为缺乏诚意，与三中全会决定的立意相比有所后退。

市场上流传的段子非常精准地描绘了改革博弈的现状：上层踩油门，中层放空档，下层踩刹车。 一个突出案例是李克强总理的怒斥，“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耽误时间吗？当时你们部长们都来开会了，会上都没有不同意见，现在难道还需要几个处长来‘把关’？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2015年9月，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5/2016》称，“三中全会《决定》发布两年以来，中国仅采取了为数不多的实质性市场化改革。”

素有“吴市场”之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忧心地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两年，改革方面有一些好消息，但是不足之处还很多，还仍需要官方和大众的共同努力”。

在三中全会两周年的今天，对于过去两年的改革进行客观的评价与反思是极其重要的。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只有冷静、深入的反思，然后进行严肃的改进与调整，才能确保改革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

改革陷入僵局的可能原因

改革进展不及预期，既令人意外也不令人意外。早在2013年三中全会甫一闭幕的万众期待的激情时刻，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就提醒说：“《决定》令人振奋。但每次落实时总会遇到折扣。我们需要党内问责制。现在部门利益而挡住了很多改革措施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也告诫，“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

从逻辑上分解，改革进展不如预期，无非以下几种可能：1）改革进度并非线性的，目前仍处于蓄势过程，磨刀不误砍柴工，完全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加快速度；2）改革缺乏诚意：由于此次改革涉及极其庞大的利益格局，堪称政府的自我革命，当局究竟有无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3）改革缺乏足够的压力：压力是改革最好的动力。朱镕基时代的改革动力即源于当年国企普遍亏损、银行技术性破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巨大压力；4）改革者尚未找到有效办法来突破改革阻力。

在90年代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在2015年10月说：“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改革从来都是被逼出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改革文件写得非常好，可以说面面俱到。但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两年改革进程不尽如人意。到底是时机未到，还是面对的困难压力还没足够大呢？这个当然见仁见智”。

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国领导层具有改革的决心和诚意，但需要更为有效的办法来化解改革阻力。

直面改革阻力

直面问题是化解问题的前提。从目前局面来看，改革存在以下重大阻力。

1、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与苏联模式脱胎的国家而言，意识形态阻力在改革中如影随形。这在国企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等领域体现尤为明显。吴敬琏指出，“十八次三中全会改革执行上存在很多阻力：虽然邓小平的思想受到许多人拥护，但苏联式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不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影响，恐怕对下面几代人仍有很强影响。虽然现在物质利益比起意识形态更重要，但既得利益者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来灌输他们那套”。例如，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人抛出阶级斗争论，或者把党的领导作为挡箭牌。 李剑阁警告说，“有些人“用虚无缥渺的、遥不可及的、过时的、陈旧的政治口号和概念”，去干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煽动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社会情绪来阻碍或者反对改革。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要把中国拉回到计划经济，甚至还有人要在中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不改革，更大的危险在于改革往后退。邓小平曾多次果断、严厉地制止了将意识形态的争论引进经济领域。今天，我们也应该对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言论旗帜鲜明地说“不””。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看，改革的力度往往取决于思想解放的高度。没有胡耀邦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难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就不会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没有皇甫平《解放日报》系列社论、小平南巡，就难以突破计划经济的思想禁锢，就不会有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今天，中国改革要取得突破，依然需要在国企垄断、政企分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司法独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展思想解放。

2、官员缺乏激励兼容的动力机制：旨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意味着官员权力减少、制约增多，显然是不符合官员的个体利益的。因此，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官员肯定没有动力去配合与推动改革的。尽管他们也不敢公然反对改革，但完全可以采取怠工、模糊焦点、拖延、制造思想混乱等方法来对抗。从历史上看，一旦官僚集团陷入普遍的抵制状态，改革取得进展是几乎不可能的（例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毕竟，中央的改革需要官僚集团去执行和落实，甚至改革方案的起草也要依赖官僚集团。当年王安石变法期间，宋神宗与近臣讨论免役法的好处时说，“变更法制，士大夫们确实不高兴，然而对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呢？”宰相文彦博毫无遮掩地说，“皇上是与士大夫们共同治理天下，不是与百姓共同治理天下。”如果不重视官员的激励机制问题，改革注定会陷入“与虎谋皮”的尴尬局面。

3、反腐风暴加剧官场不作为：腐败人人痛恨，打击腐败具有法理基础和正当性。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掀起举世瞩目的反腐风暴：37位副军级以上“军虎”、69名省部级以上官员、115名国企高管落马；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国家级领导落马；山西、云南、江西等多地现“塌方式腐败”……然而在“洪洞县里无好人”的体制性腐败面前，反腐风暴不可避免地令官场陷入人人自危的冰冻状态，官员朝不保夕甚至选择自杀，哪有搞改革的心思？须知，改革才是制度反腐的主要路径。如果反腐风暴加剧官场不作为、成为改革阻力，那就显得因小失大了。从增加改革阻力而言，如今官场“不作为”的危害一点不亚于以往的“乱作为”。

4、维稳压力成为改革阻力：对于任何政府而言，都会本能地关注经济与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大规模失业、金融危机等底线问题。中国政府尤为如此。因此改革者始终要面对维稳与改革、长痛与短痛的张力。例如，从市场化改革角度看，理应打破刚性兑付、淘汰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但具体到每个地方政府可能都会做出相反的选择。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2015年破7％已无悬念）、地方财政收入锐减、“明斯基时刻”笼罩下的企业跑路潮等，更令官员紧绷维稳神经。因此，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的意见》（2015年5月）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全面把控风险、落实信贷条件的前提下，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发放贷款，不得盲目抽贷、压贷、停贷”。2015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也提出“对市场前景好、暂时有困难的企业不断贷、不抽贷”。同样，对于社会稳定的忧虑，也会成为土地、户籍等改革的重大阻力。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15年4月曾指出，“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

5、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李剑阁最近指出：“导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抬头，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抬头。”言下之意是，一旦被“两民主义”挟持，改革很容易偏离正确的方向。2015年的股灾即为典型案例：把股灾归咎于境外势力、股指期货，夸大股灾的危险性，不计后果的救市等等。中财办主任刘鹤在一篇文章中非常深刻地写道，“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可以预期，中国未来的改革，还将不时遇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干扰。

6、改革方案制订中的角色缺位：当前改革方案制订过程仍由部委主导，而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公众却在这一过程中“被缺位”，这是改革方法论上的一大缺陷。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提出： 提高改革方案质量。一些改革方案质量不高，绝不是专业水平的问题，而是没有办法突破利益格局。如前所述，改革的本意是要政府自我革命，因此把改革方案起草交给部委岂非与虎谋皮？当然部委可以参与，因为部委人士掌握大量的政策信息，但不能变成部委的内部操作、闭门谢客的盛宴。例如，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李锦曾言，“国企改革方案从2013年底便开始起草，一直在修改之中，没有出台的原因很重要的是触及到各方利益，需要平衡，统筹考虑，需要征求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遗憾的是却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突破这一困局，必须让公众真正参与到改革方案的制订过程中来，才能避免改革议程被既得利益所绑架。从财政部《预算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国资委《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交通运输部《 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央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来看，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明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我们在立法领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笔者认为，扩大社会参与才是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根本途经。

改革怎么办？

针对上述改革阻力，对症下药，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以求突破改革僵局：

1、以合理补偿实行官员队伍的精简：

改革离不开官员的支持与配合。要改变官员的抵制心理，就应该正视官员合理的利益诉求。例如，一些部门在改革后可能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官员下岗在所难免（例如取消计划生育后的计生委、取消投资审批后的发改委）。此时对下岗的官员进行利益补偿就是合理的。假定中国改革可以产生10万亿的红利，为什么不能拿出1万亿来补偿那些受损的官员呢？这样一来，改革就具有了从零和博弈向帕雷托改进转化的可能性，改革阻力大大减轻。李克强总理曾经感慨：“政府养的人太多，养了人就要管事啊！”从某种程度上将，政府大幅精简人员才是简政放权的关键。80年代邓小平百万大裁军帮助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90年代朱镕基推动国企“破三铁”、大量裁减冗员，让国企起死回生；今天如果中国政府能以历史魄力和胸襟大幅裁减官员，中国才有可能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健康格局，才能真正建立国家的现代治理。

2、谁不改革谁下台：

改革思良将。推动改革，不仅需要理论和专业经验，更需要有理想、有历史责任感的改革派。朱镕基90年代推动改革，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大胆启用王岐山、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吴晓灵等一批年轻的“改革促进派”。此外，建立以改革为导向的激励考核机制，将改革绩效作为官员考核的核心KPI，尤为关键。90年代初中国改革陷入迷茫，邓小平一句“谁不改革谁下台”迅速扭转局面。2015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提出：“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这发出了调整用人导向的重要信号，但这仍不够，中央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果断提拔一批改革派、撤掉一批太平官。其中，一个关键细节是必须打破官员五年一届的考核周期，一年一考核，不换思想就换人，因为我们浪费不起五年的时间。2017年中共迎来19大，这将是起用改革促进派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中央应以实际的行动实践重用改革促进派的导向。

3、优化反腐策略，实行有条件的特赦：

反腐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改革才是反腐的治本之策。反腐应服从于改革大局。为避免反腐成为改革阻力，须优化反腐策略。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表态来看，中国的反腐策略已经悄然更新了三个版本：1.0版本：老虎苍蝇一起打，零容忍；2.0版本：坚决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3.0版本：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笔者相信，中国反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中国特色的有条件特赦”，这对减少官员不作为和改革阻力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策略调整。

4、思想解放：

习近平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思想解放的前提是自由的言论空间。诺奖得主科斯在2011年语重心长地指出：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推进思想解放，离不开最高领导人的发动。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江泽民于1991年冬主持11次专家座谈会，为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会议之所以成功，其经验就是自由讨论，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多数人都不是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敞开思想着重讲自己的意见，也有即席发言。

5、扩大改革方案制订中的社会参与：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要确保改革朝着合理的方向调整利益格局，扩大改革方案制订中的社会参与至关重要。保密不是借口。只要我们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是透明的、公平的，就不存在泄密的问题。如果只有有关部门知道方案，这才是最大的信息不公平和滋生内幕交易的土壤。有关部门不能丑媳妇怕见公婆，把方案揣着，更不能“我所了算”，霸王硬上弓，置民众的合理诉求于不顾。除了公开征求意见外，公开的专家听证会也是重要的机制。只有公开的利益博弈，才有可能是公平的利益博弈。

6、扩大经济下行容忍度：

中国要真正转型、提高增长质量，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消费驱动，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坚持维持一个高增速，很多重要的改革很难推行下去。李克强总理最近表态说，“我们从没讲过要死守某个点位”。厉以宁也说，“第三产业为主的发达国家，增长率3%就很不错了。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应该保持在8%以上，而且8%还可以延长很多年。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过去之所以这么高的速度是第二产业为主。如果还保持8%以上，只有产能过剩。如果能长期保持5%，那也是不错的了。”最近在讨论十三五规划时，一种观点认为6.5%的增长底线，理由是低于这一速度就难以实现2020年收入翻番的小康社会目标。我们要避免被这样的观点套牢，能实现当然最好，实现不了也没关系。相反，如果为了实现6.5%而继续污染、继续积累债务风险、继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那就显得本末倒置了。

其实，经济维稳本身具有很高的社会成本，而这一点常被忽视。中金公司前总裁朱云来最近说，“政府不断大笔投入稳增长项目，其实是给旧经济产业找借口和出路，最终阻碍改革进程。今年国家已经投入了接近2万亿的稳增长项目，其实很多都是资源浪费，为过剩产能兜底。如果政府担心社会问题，直接去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可能不需要花2万亿。建造那么多的公路，其实并没有这么庞大需求，最终收不上费其实是亏损的。大量的投资项目以稳定GDP数据其实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实际上短期索性让过剩产能快速下降也没关系，同时把社会保障准备好，至少是一个过渡时期还能做得到的事情”。我们至今仍未彻底消化“四万亿刺激”的后遗症，绝不能两次掉进同一陷阱，中国必须尽快脱离“稳增长”桎梏。

结束语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已经历史两年，距离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大限时间无多。决策者当以舍我其谁的历史勇气，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紧紧抓住未来几年的改革窗口期，这可能是中国最后的改革窗口期。

“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三中全会改革攸关中国命运。李克强曾言：“改革既要有勇气推进，又要有智慧把握”。面对当前的改革僵局，决策者应直面改革阻力，优化策略，注重改革的科学方法论，正视改革中的利益格局调整，设计出激励兼容的改革动力机制，引领思想解放，扩大社会参与，聚精会神搞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红利。

习近平指出：“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现在到2020年还有五年时间，中国决策层应该把改革当成所有任务中的头等大事，以抓反腐的勇气和力度狠抓改革，以正确的方法论实现改革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