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

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处于快速增长的通道，“投资过度”的话题也随之为学者与市场所热议。在2008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推出“4万亿”刺激内需计划之后，这种质疑达到一个新的顶峰。2012IMF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认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过10年日渐积累，相对正常水平的偏离已经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国宏观经济的过度投资达到了GDP的10%。

对于投资的质疑，很多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剩或者“过分超前”，表现在:(1)高速公路，2011年底我国的高速公路达到8.5万公里，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高铁，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投入运营9356公里的高速铁路，占全部营运铁路里程的9.5%，而2009年高铁仅有6552公里，占全部的7%，且有报道显示高铁亏损对铁道部的亏损贡献最大。

在我国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之后,关于新一轮大投资、“造城运动”的提法不绝于耳。在这些探讨中，我们往往发现一些问题似是而非,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是多少? 如何评价基础设施是否过剩？未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在哪里？

一、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一个估算与比较

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给出了基础设施的权威定义。基础设施一般可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是指长期使用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及其为经济生产和家庭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和卫生保健。我们这里仅对经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估算，所提及的基础设施一律指经济基础设施。

按照2005年的不变价计算，1989年我国的基础设施存量仅9603亿元，1990年达到1.04万亿元，之后至今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10年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突破25万亿元大关，达到25.1 万亿元。目前，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三。

中国的基础设施的增长与其他国家的历程存在完全不同的轨迹。OECD主要国家来看，高速增长期都维持了较长时间，基础设施的投资体现了与经济增长的相互适应性，大体都经历了三个阶段:60年代的加速期，随后是70年代的减速期，经过周期的调整以后，八九十年代至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基建投资存量增速基本处于趋缓的稳定期。

中国基建投资存量增速体现出截然不同的“中国特色”,我国的增速在1992年之后就一直维持在10%以上的高速增长期，至今还处于两位数的高位，2009年是增速高峰，为23.8%。国际经验在我国不太适应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不一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环境的“中国特色”( 政府和政策因素) 。

二、基础设施是否过剩

数据呈现给我们的事实是我国现有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已经超过2 5万亿元，位列世界前三，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已经过度,判断标准是什么?

人均资本存量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基础设施的建设最终是为了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改善居民的生活，那么考虑人口的情况，人均拥有量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我们看到，虽然我国的存量总额处于较高水平，但是高总量背后却隐藏着极低的人均存量，远远低于所OECD国家。另外一个衡量投资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是资本产出比。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产出比大致经历了上升、平缓下降至稳定的历程。基础设施产出比，即基础设施资本存量/GDP的比值，反映了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资本产出比高速增长的阶段，但最后趋于稳定。中国整体资本产出比仍然处于上升期。总体来看，全国的资本产出比处于上升周期，现已将近0.8，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过度,导致分子太大；第二种情况是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导致其离峰值尚有一段上升期。我们认为第二种情形的可能性较大，原因在于我国的资本产出比至今一直处于上升期，并未出现其他国家所谓的拐点情形。

三、未来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在哪里

基于我们的逻辑，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论是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角度还是从资本产出比的角度来看，都仍存在一定的投资空间，但未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作一些切实转变：

第一，投融资主体的转变。在需要作仔细甄别的前提之下，市场机制往往比政府来得聪明。不应再一味地以政府为主导，而是需要更多地引入市场力量以便在项目成立时更多考虑建成效益。第二，融资来源的转变。应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使社会各类资金都能分享基建带来的收益，同时也能使得项目建设接受市场的监督。第三，项目选择的转变。需要更多地考虑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等因素，战略性的超前投资是可以的，但是未来必须要有更大的需求来满足，否则投资错误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投资的区域、领域、行业都将会因各地不同的现有建设以及未来的要素变化而出现差异化。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来观察中国未来城镇化过程中的基建投资空间：第一，围绕城市群建设的投资。网络化的城市群发展模式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第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必然需要相匹配的基建投资，而一直以来我国在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建设起步较晚。第三，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的投资需求。对于占全世界1/3的流动人口的国家来说,2.6亿的农民工，特别是1.6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随着户籍制度的不断完善，他们会在城市安家落户，这部分流动人群存量将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产生巨大的需求。第四，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纽带投资，特别是为了缓解资源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带来的能源建设投资。

文章来源：巴曙松教授、杨现领博士著，节选自《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2013年9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