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乔丹的运球和假动作

西闪/文

围棋三国争霸的大局中，日本近十年一直走下坡路，如今颓势尽显。不仅个人赛事夺冠无望，团体赛往往也悉数出局，常年陪侍做不成，就有了彻底靠边站的担忧。譬如正在进行的BC信用卡杯，侥幸存活的两名日本棋手在32强赛上已遭淘汰。造成这种局面，日本职业棋手在国内过于优渥的待遇是一个原因。就拿比赛奖金为例，折算成人民币，日本棋圣战的冠军奖金高达336万元，名人战也有270万元之多。相形之下，国际赛事中奖金最高的应氏杯也才260万元。孰轻孰重，各人自有掂量。另一个原因是制度的僵化。譬如职业棋手与业余棋手的界限过于森严，不向国门之外的棋手开放棋赛等等，都制约了日本围棋的活力。而以前主办的丰田杯、东洋证券杯、富士通杯等国际赛事一一停办，更让日本棋手失去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

然而长远来看，这种太平景象仅对菁英有利，对多数职业棋手却不尽然。特别是年轻棋手，他们入了这一行，固然衣食无虞，鲤跃龙门的机会本就凤毛麟角，而今更见稀少。井然的秩序早早消磨了青年的锐气，结果必然死水一潭。学棋的日本孩子越来越少，业余棋界中对弈的身影也渐趋佝偻，再不做改变，恐怕难有未来可言。

最近日本决心组建一支青年队伍，来参加中国围棋乙级联赛，的确是一扫暮气的大举措。而长期受惠于日本围棋的中国棋院表示，将以感恩之心接受日本青年棋手参赛，也彰显了一种大胸怀。可惜这则文化新闻至多盘桓于媒体的体育版面，未曾引发更多应有的赞扬。

在相关的新闻标题和内容中，围棋“遣唐使”的字句时有可见。对于记者来说，产生这种历史联想可能相当自然，只是我略有不安。随着国力的变化，中国人久受压抑的上国心态时有浮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欧洲尚需搭救，邻国岂入法眼？

学者古濑奈津子曾经描述过遣唐使的行状。他们泪别父老，历尽劫波，好不容易踏上大陆，却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准赴京。其余大多数寄居于扬州、越州等地，等待幸运者返回，历时往往长达一年。入京的使者虽然可以参加皇帝的国宴，但在之前的正式觐见中，不仅国书和朝贡清单需转呈，连上殿亲见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有人若把今天加引号的遣唐使误为旧时的朝贡使，就不能排除历史心理的作祟。不然，从1960年第一次组团来华算起，日本棋界襄助中国围棋数十年，何以未见“遣唐使”之谓？当年棋界元老濑越宪作称：“为了围棋普及，埋骨中国亦毫无怨尤。”为何也没有“遣唐使”一说？

最令人钦佩的是藤泽秀行九段。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自费组团，带领一批批日本青年棋手，十四次访华，对中国围棋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秀行军团”才是平等意义上的遣唐使。我现在偶尔读《秀行的世界》，看到马晓春、刘小光、芮乃伟等棋手寄给藤泽先生以供批评的对局，还能感受到那一手又一手评点包含的精神。在自传《棋魔》里，藤泽秀行说，世界第一的感觉不过历史的一瞬，“只有在中国棋手十分强大的前提下，日本围棋的强盛才有意义。”很实在地挑明了人类游戏的意义。

藤泽先生担心，日本棋手会在十到十五年后输给中韩。他的担心今天看来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日本一旦没落，对围棋运动造成的伤害那才是致命的。因为三国演义的格局本身就是既狭隘又脆弱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曾经讲到，如果一个房间里的凳子数量少于总人数，那么不管怎样安排，总会有人没凳子坐。这就好比我们小时候爱玩的“抢凳子游戏”。然而现在的情况恰好走向了游戏的反面——房间里原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凳子，只是来的人太少，游戏很可能彻底没法玩——各种棋赛纷纷停办就是迹象。

演化偏爱有规则的互惠者，人类社会就是例证。因为有规则的互惠行为更能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围棋这种交流中，互惠的表象下却是围棋规则长期无法统一的现实。这样的互惠，当然难保没有镜花水月之忧。

在中国棋院的对局室里，我不止一次地感受过职业棋手们的热忱。然而在楼上的单身宿舍里，看到的却是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艰辛。当然，我所见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在僻静小街上烟雾缭绕环境糟糕的茶园棋室里，活跃的身影多是中老年人。而今，竞争激烈的职业围棋与边缘化的民间围棋的差距，俨然就是中国贫富差距的缩影。

我个人倒是认为，貌似景气的职业围棋将在未来的十年内遭遇冰期。因为很明显，经济的火车头不会一直疾驰下去。要想围棋持续稳定发展，如何把眼下经济刺激的繁荣转化成文化繁荣，最终成为繁荣生活的一部分，才是真问题。在如今的尴尬境况面前，像围棋遣唐使这类自我满足的修辞，怎能轻易说出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