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马拉松35年:趣闻与糗事

35年前举办的首届北马,是中国第一场城市马拉松,参赛选手只有86人,而且全是男性。

今年北京马拉松的最大变化,就是半程、10公里、5公里小马拉松和4.2公里迷你马拉松这些助兴项目统统不见了,只剩全马一项,规模仍是3万人。

有媒体称北马这是“升级为全马赛事”,“迈向全马时代”,其实不然。更准确地说,北马只是“倒退回“或”回归全马时代”:1981年举行的第一届,就是最纯粹的马拉松——只有全程一个选项。在这个意义上,北马可以说是“终点又回到起点”。

北马变形记

35年前举办的首届北京国际马拉松,是中国第一场城市马拉松,不仅只设全程项目,而且参赛选手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女选手直到1989年才获准参加。

这种小看女性体能的现象一度普遍存在。现代奥运会从1896年雅典的第一届就有马拉松比赛,但直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才增设女子马拉松项目。历史最悠久、始于1897年的城市马拉松比赛波士顿马拉松,到1972年才允许女性参加。不过,1970年代创办的纽约、柏林和芝加哥马拉松,以及与北马同龄的伦敦马,都是从第一届就欢迎女性参与。

最早的北马也和业余选手无缘。直到1998年,它才向普通民众开放,关门时间因此延长到5小时,2011年又宽限至6小时。

1998年北马还敞开多扇大门:除全程和1996年增设的10公里项目之外,又新添半程和迷你项目(翌年再增设全程和半程轮椅马拉松)。不过,那一届吸引到的参赛选手总数仅752人——不到今年免抽签的精英选手人数1514的一半。

扩容新措施的效果第二年才显现出来:1999年,北马参赛人数猛增至3.8万。

2010年,“三十而立”的北京国际马拉松效仿国际名城马拉松比赛的流行命名法,将“国际”二字去掉,更名为“北京马拉松”,听上去更加简洁、响亮。

第一届北马的752名选手共来自12个国家,包括亚太和欧洲各四国:中国,日本,朝鲜,澳大利亚;瑞典,挪威,芬兰,意大利;美洲和非洲各两国:美国,加拿大;肯尼亚、坦桑尼亚。

从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质的北马,正是为了配合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而创办的。令人好奇的是,不知当年的外国选手对跑北马有何感想——或许就像今天外国人跑平壤马拉松一样新鲜稀罕?事实上,平壤马拉松同样诞生于1981年。只是中国开放了,朝鲜却没有;平壤马也直到去年才允许外国业余选手参赛。

首届北马的比赛时间是9月27日,更接近于今年的9月20日,而不是后来的10月第三个星期天。当然,那时的选手不用担心雾霾,估计天天都是现在的“盛会蓝”。

那一年北马的赛道设置,是真正的“终点又回到起点”: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北上长安街后一路向西,直到石景山区古城路折返;此后一路向东,到复兴门沿西二环路南下,至宣武门西大街继续向东,终点也在天安门广场。

1983年的第三届首次调整赛道:起终点改为位于朝阳区的工人体育场,南下经建国门、长安街到公主坟,沿西三环北上,到外语学院折返;回程经复兴门、和平门、前门、崇文门,北上建国门,最后回到工体。这一路线一直沿用至1998年。

1999年,北马起点回归天安门,路线开始向西北延伸中关村,终点为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后两年终点一度改为朝阳公园(“朝阳群众”能量真不小)。

中国“马拉松热”流行后这几年人们熟悉的北马路线,是2009年确定的:天安门广场-金融街-钓鱼台-昆玉河-知春路-学院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体中心。

今年又有改动:不再进入狭窄的月坛北街,而是沿长安街一直到西三环北上,向北跑过中央电视塔、玉渊潭公园;最后路段不进奥森园区,改为环绕园外大路,终点仍是国家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

北马英雄榜

北马的赛会纪录2小时07分16秒,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托拉(Tadese Tola)于2013年创造的——就是一向恶浊的北京空气突然打开一个短暂的“北马窗口”的那一届。(见题图)

自2010年起,埃塞人在五届北马男子冠军中占了四席,包括最近三届。但此前六届的男子冠军却和2011年一样,全是肯尼亚人;这或许折射出近年埃塞的马拉松实力相对于其南邻肯尼亚的崛起。

而这一两强私分北马男子金牌的局面,是2004年才出现的。此前基本是亚、欧、非三大洲争霸的“战国时代”。

夺得男子金牌次数最多的国家是:肯尼亚(9届),埃塞俄比亚(6届),中国(6届),日本(5届),朝鲜、丹麦(各2届),瑞典、美国、坦桑尼亚、南非(各1届)。

第一届北马的冠军,是来自瑞典的斯塔尔(Kjell-Erik Stahl;中国的一众在线百科都把他的姓氏误作“埃里克斯松·塔尔”)。当年他的夺冠成绩2:15:20虽然一般,不过此人1983年创造的2:10:38瑞典国家纪录,迄今已保持长达32年。

第一个蝉联北马冠军的国家是日本:1984至1986年,日本选手喜多秀喜、宗茂和儿玉泰介先后夺冠,而且都刷新了赛会纪录。不过,儿玉创造的2:07:35有点水分——据报道,1986年北马的实际距离短了将近400米。

1988年,埃塞高手梅孔嫩(Abebe Mekonnen,或作阿贝贝、梅克南)没有争议地以同样的成绩夺冠,这一真正赛会纪录一直保持到前年,才被他的同胞托拉打破。梅孔嫩还拿过1989年波马冠军及1991、1993年东京马拉松冠军,并保持一项世界纪录:马拉松32次跑进2小时15分。

最后一个赢得北马男子冠军的中国/亚洲选手是李柱宏,成绩为2:13:09,而且那已经是2002年的事了。

相对于男子,中国女选手在北马一枝独秀,在27年比赛中狂揽24面金牌,包括从1992至2013年的持续垄断,仅有三届旁落到朝鲜(1989年第一届)、英国(1991年)和埃塞选手(2014年)手中。

其中夺冠次数最多的女子选手是孙英杰,她不仅在2002至2005年间四连冠,而且创造了赛会女子纪录2:19:39(2003年);另外,那四届她都跑进2小时25分,在北马女子成绩的前五位中独占四席。难怪2004年她参加伦敦马拉松赛时,能拿到10万美元的出场费(消息来源:新华网)。

夺冠次数最多的男子选手则是中国的胡刚军,1993、1994和1997年他三度夺冠,其中1997年那一届他跑出2:09:18,成为马拉松跑进2小时10分的第一个中国人。

北马糗事录

对于步入中年的北马来说,留下几笔糗事和争议的记录也是在所难免。

一、组织乌龙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1986年赛道缩水之外,一众中国在线百科显示的2005年冠军都是肯尼亚人、2004年金牌得主莫伊本(James Moiben)。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选手。

真正的赢家应该是他的同胞基普春巴(Benson Kipchumba)。这位选手一路遥遥领先于莫伊本(完赛时间2:12:15),仅用时2:06:55就撞线,最后却发现自己被转播车带错路,少跑了近800米!

官方为了安抚基普春巴,将他宣布为冠军,但现在北马官网又把莫伊本列为第一,估计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解释基普春巴的成绩。呜呼,组织方出的乌龙,后果却让选手来承担,这实在有失公平。

二、死亡阴影

2004年,北马首次发生猝死事件,死者有两人: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刘红斌,海尔斯长跑俱乐部的胡守礼。

为防止悲剧重演,2005年北马增设医疗救护委员会,增加急救车辆,组织600名大学生充当医疗救护志愿者,在参赛手册中介绍马拉松安全常识,并由某保险公司为每名选手提供近40万元人身保险。可惜第二年又有两人丧生:代表北京吉利大学的王砚刚和另一名26岁男子全程选手。后来北京吉利大学被判赔偿王父母经济损失共计27万多元。

当时新华社痛心疾首地评论道:“制定的方案无论如何完美,没有有效的实施,也仅是镜中月、水中花。参与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再多,没有真正的关爱之心,和路边的木柱也无异。北京马拉松赛连续两年在组织工作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北京的首都城市形象和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另外,在肯尼亚和埃塞两国垄断北马男子金牌之前,最后一个获得冠军(2003年)的第三国选手、南非人西斯特(Ian Syster),于2004年圣诞节期间出车祸溺水身亡。

三、尿红墙

北马选手从广场起点北上天安门、向西拐进长安街后不久,就在距起点约一公里的新华门红墙下一字排开,列队撒尿。这已经成为北马一景,堪称一项非正式传统。

主办方回应以增加数百个临时厕所。对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对策,咱们只能呵呵了:尿红墙分明是一种向权力扮鬼脸、竖中指式的行为艺术,哪怕你将用连排厕所充当路边隔离带,照样会有人去尿墙。最终真正起作用的遏制手段,其实还是强权:在红墙前部署密集的军警防线,并警告撒尿者可能被取消比赛资格,乃至终身禁赛。

四、“毒气马”

多年来,北马一直定于10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举办——号称北京最美的“金秋十月”,然而近年北京恶劣的空气质量,却迫使参赛者沦为“人肉吸尘器”。2012年笔者第一次跑北马,就领教了站在广场上,却看不清天安门的滋味。

2013年北马日的好空气纯属撞大运,PM2.5去年报复性地反弹:10月19日北马当天,北京PM2.5指数突破400,达到“有毒害”级别。无数选手戴口罩甚至防毒面具、“舍命跑北马”的影像迅速传遍全球,成为世界马拉松史上一大奇观。为了避开雾霾天,今年北马只好提前一个月举行。

五、“反日马”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12年11月8日(那一年的北马因某个会议推迟)北马开放网络报名时,国籍选项唯独少了“日本”,往年一直支持北马的日本企业也从赞助商名单中消失;据报组织者称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当时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日本大使馆还为此提出抗议。

招致大量批评之后,11月10日夜晚,“日本”国籍选项终于重新出现,不过官网仍少了过去一直都有的日文版。中国田径协会官员11日出面辩解说,北马并未拒绝日本选手,只是不接受日本选手的个人报名。

希望这位官员说的是真话,毕竟你不能在别人抵制北京奥运、干扰火炬接力时高喊体育应与政治分开,却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时候企图让体育为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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