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可更多彩

●没有权力，什么样的改革都无从谈起

将赫鲁晓夫列入改革家的行列，肯定会有争议，人们会提出最早的铁托和以后的邓小平，然而，我们并不按成就大小和时间顺序排列，无论如何，在赫鲁晓夫成功与不成功的改革实践中，毕竟有许多我们不应忘记的东西。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如何改革斯大林遗留下来的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而是如何获得改革的权力。因为当时，苏共第一把手是马林科夫，而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的政治资格都超过了他；其中最具实权的人物是贝利亚。

贝利亚长控制着内政部和安全部们，控制着警察和情报机构……他是斯大林进行极权统治的头号工具；西方把贝利亚称为“斯大林的另一个我”。

●枪毙贝利亚

赫鲁晓夫同他的临时盟友马林科夫、布尔加宁、朱可夫决定先发制人，向贝利亚发动突然袭击。

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庞大的、效忠于贝利亚的警卫部队，而莫斯科军区又没有可以信赖的集团。于是临时联盟从乌拉尔调来两个近卫师，并把扣压贝利亚的任务交给朱可夫元帅和空军司令莫斯卡连科。这个反贝利亚的政治联盟，居然有11个将军和元帅。

贝利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逮捕的。

开会了，马林科夫突然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

贝利亚当时坐在赫鲁晓夫右边，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议题大吃一惊。

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谴责贝利亚利用安全机构监督、反对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企图夺取政权。

会议按事先的安排一个接一个发官，不让贝利亚有喘息的机会。可是到了需要形成决议时，问题出现了。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这个场面：

“最后一个发言后，会议出现了悬而未决的情况，会议有长时间的停顿。我看情况不妙，就向马林科夫要求发言，建议中央主席团解除贝利亚的一切政府职务。马林科夫仍处于一种惊慌状态。据我回忆，他当时甚至没有将我的提议附诸表决就按了秘密按钮。那是对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将军们发出信号。朱可夫元帅第一个走进会场，然后是莫斯卡连科及其他人。”

马林科夫以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元帅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求你们把贝利亚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的控诉。”

朱可夫说：“举起手来！”并拔出手枪以防贝利亚反抗。贝利亚的确伸手去拿公文包，赫鲁晓夫抓住了他的手臂。

贝利亚是立即被处决的。而对他处决的消息则在半年后的1953年12月27日宣布的。公布的罪行主要是“将内政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以及是“祖国的叛徒和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根据特别法律，不准被告出席辩护，不准要求延期执行死刑，经缺席审判后，立即处死。

贝利亚的6个同党也被枪决。

赫鲁晓夫以处决贝利亚拉开了改革斯大林帝国的序幕。

赫鲁晓夫反对以暴力进行政治清洗，谴责斯大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诛伐政治异己，但他自己却以同样的手段开始了他的改革家生涯；或许，我们难以责备赫鲁晓夫，因为在法制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他无法依靠法律手段；而贝利亚这个人也确实该杀。

苏联人将他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头子、刽子手希姆莱相提并论，将他俩描写成阴险毒辣、残酷无耻的化身。

斯大林的女儿曾经这样形容过在她父亲病榻前的贝利亚：“那张即使在最好时刻也使人厌恶的脸，此时被强烈的情欲——野心、残暴、狡猾、对权力无止境的贪婪——扭曲了。他走向病榻，久久注视着垂死者的脸。我父亲时时睁开眼睛，到了这种时候，他还在急于使我父亲相信他是一切人中最忠心耿耿的，一如他曾不遗余力地扮成忠诚的样子。不幸的是，他过去很成功，而且他的成功为时太久了。”

除掉贝利亚后，赫鲁晓夫和他的临时盟友才可以舒一口气，他们达成了集体领导的协议，希望用集体智慧代替个人迷信，用用主席团成员的大脑代替斯大林的大脑来对2亿人的命运进行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是赫鲁晓夫决定向斯大林留下的帝国进行大胆的改革。

赫鲁晓夫的第一个战役是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起的——那就是赫鲁晓夫对党代会全体代表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掀开铁幕

1956年2月24日，这一天，刚刚从苏共“二十大”选出的135名中央委员，刚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中全会，代表们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因为“二十大”的闭幕式已经在当天举行过了。

可是临近午夜，刚当选的中央委员和代表突然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

作为党的代表大会，它的所有程序从来都是事先规划好的——它的大会报告、它的候选人，甚至它的选举结果——那么这一次，这个严密的“计划政治”到底出了什么故障？

代表们紧张而焦虑地等待着，预感到将有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

他们等来了一个身围肥宽的人，此人跨着无节奏的步子走上讲台。他两腿粗短，双肩壮实，矮胖笨拙，但这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的人。

此人正是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现在，在这深夜的密会上，这位厚嘴唇、狮子鼻、高颧骨的人，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强人却是诡秘而胆怯的。

他悄悄地告诫与会者，他现要作的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到报刊上去发表，应当知道分寸，不应当向敌人提供弹药，不要向敌人宣扬我们的家丑。”

赫鲁晓夫开始了长达7小时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内容是谴责被他称为“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罪犯”斯大林。

默默听着的苏共代表们惊呆了，因为十天以前，也就是2月14日“二十大”开幕式上，全体代表还肃立默哀，悼念他们的“父亲和导师”斯大林。

赫鲁晓夫有一双非常小的手。然而这位喜欢挥舞小手的政治家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力量，他居然掀动了历史的铁幕，让代表们看到了幕后的世界。

那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世界——那个人类第一次从历史手中争取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个作为共产主义世界当然领袖的国家，原是一个靠个人独裁和政治恐怖进行统治的国家！

那是一个世界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两亿人的国家只有一个脑子——斯大林的脑子！

在那里，秘密警察成为独裁者斯大林的主要支柱和权力工具，他利用这个权力工具犯下了让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相形见绌的罪行！

赫鲁晓夫公布了一系列血腥的数字：“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侯补中央委员，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了。”那次党代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名，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

这次大清洗也没有放过军队。5个元帅被处决3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到1938年，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只剩下39％保留住原职。

被镇压的还包括列宁时代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政治局中得以幸免的，只有斯大林的亲信米·加里宁和维·莫洛托夫。然而斯大林却下令逮捕了他们的夫人……

那么，清洗只局限于上层，只涉及到斯大林的政敌吗？不，政治恐怖从来是针对全体被统治者的。

在二十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为了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竟使150万农民被枪毙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斯大林为了使农民屈服，接连两个春季不给富农和未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发放种子。农民无法播种，被迫流入城市，沿路乞讨，饿死街头。农民屈服了，加入了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人民所发动的战争，人们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出身而遭到杀戮，被杀户全家被迫迁出，其子女不许在高年级学习……

与会者惊呆了，世界惊呆了。

赫鲁晓夫作完报告的当天（已经是25日凌晨了）国外就报道了苏共秘密会议举行的消息；几个星期后，美国国务院放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的英文文本。

共产主义面临着它有生以来最深刻的危机。共产党人在这意想不到的打击下沉默了——因为打击来自内部、来自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的领袖……

●1956年是共产党人的灾年

当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在秘密会议上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西欧共产党人被其中惊人的情节惊呆了。

一位西德的年轻共产党员这样描写了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时的情景：

“我们在莱比锡市议会的地下室感受到最初的震惊。我们十几个人蹲在一起，为刚才听到的事情而目瞪口呆……有人在宣读秘密报告中那些绝望的共产党人从监狱里寄出来的信，是斯大林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民在极权统治下生活了20年多年！这一切果真是真的吗？不可能这样！斯大林是我们力量的体现者，是力量的象征，是朋友、卫士、远方的父亲、是革命的化身啊？而现在的斯大林，难道是一个暴力狂、迫害狂、偏执狂？是一个卑鄙的独裁者？不可能！我们站起来去街头漫步。我们仿佛在梦幻中，神容憔悴……”

西欧共产党人一直将斯大林当成革命的象征。现在，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精神支柱破灭了、崩溃了，他们恍恍惚惚、若有所失。

东欧共产党人的处境更加尴尬。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曾被邀请参加了2月24日晚上的会议。赫鲁晓夫作完秘密报告后，要贝鲁特表态。

贝鲁特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东欧国家沉默而紧张，因为在那个地区，斯大林式的政权还继续着它的统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这种沉默形成对比的是人民的骚乱。人民从西方广播中听到了全部事实真相后，他们愤怒了——西欧共产党人失去的仅仅是理想，东欧人民失去的却是现实、是几代人的代价——

神话被破灭了，他们向我们大嚷大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咬破手指是不疼的。   

人们咬破了手指，人们感到疼痛。    

人们失去了信仰……它是靠空话过活，

纵然有说教，生活却越来越野蛮。

这首诗是波兰诗人瓦齐克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瓦齐克曾经是斯大林主义桂冠诗人。当然，最早的觉醒者，付出的代价总是最大，瓦齐克因为这首诗而被波兰作家协会开除了。

人民愤怒了：他们把斯大林的巨型塑像推倒。斯大林的塑像被人们吐上唾沫，被砸成碎块。人们开始公开讨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讨论斯大林主义的标志——党内的民主生话被扼杀，国家政权日益成为奴役社会的力量，政府机构变成恐怖主义的独裁机关。

西欧的共产党低下了头，共产党的东欧却面临着灾难性的风暴。1956年是共产世界的灾年。

●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

1956年，即使最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很少有人敢于为斯大林的极权统治辩护。人们为赫鲁晓夫披露出来的个人迷信、专制、政治恐怖所痛苦、愤怒，并且不自觉地把这一切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在西方看来，赫鲁晓夫是给了社会主义当头一棒的英雄；在执政的共产党人看来，赫鲁晓夫是制造混乱和灾难的祸首；对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来说，赫鲁晓夫无疑是争取法制、民主的改革家……

然而，他们都没有从赫鲁晓夫的行为中看到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另一面——

西方没有看到，这次揭露给重建社会主义所带来的一线希望；

执政的共产党人没有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检讨和揭露，共产世界潜伏的危机将会造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局面；

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人民没有看到，比揭露斯大林更加艰难的，是对体制的思考和改革……

人们没有冷静思考就匆匆地接受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和苏联的官僚制是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继承者；斯大林现象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注定的结果。

这是西方的结论，这个结论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绝望。

在1956年，尽管在共产党内，少数最优秀的人士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早已被斯大林的官僚体制所埋葬，必须以最彻底的改革精神重建社会主义，但他们面对的是对社会主义怀有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人民，以及拒绝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作制度思考和改革的保守势力。改革家的困难可想而知。

●赫鲁晓夫将不得不拉开改革的序幕

然而，既然铁幕是被赫鲁晓夫掀开的，下一步，拉开改革的序幕的历史使命便不可避免地落到他的身上；赫鲁晓夫将不得不向世界证明——他，不仅有勇气面对旧的罪恶，他还有能力开始新制度的建设。因此，无论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初衷是什么，他都不得不将改革家的角色扮演下去……

我们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捏了一把汗，因为这是一次开先河的历史性挑战，他必须孤军奋战，必须带着历史对他的束缚去攻打历史……

我们之所以将改革家的称号送给赫鲁晓夫，正是因为他毕竟有勇气踏上了那条漫漫的荆棘路……

无论如何，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式的改革便紧锣密鼓地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本营——苏联开场了……

（敬请等待下一篇：《赫鲁晓夫的改革：政治平反＋土豆烧牛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