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中国之星，不要“东方”之星

虽然执笔时已经是周二，但是朋友圈还时不时看到有人转帖，关于上周六《中国之星》上谭维维与华阴老腔的那次合作。

作为灿星最新制作的综艺节目，《中国之星》虽然不如它家成名作《中国好声音》那样成了现象级节目，但与灿星另一档节目《中国好歌曲》一样，倒是让不少在音乐领域潜伏已久的实力老将们有了新的展示平台，比如《中国好歌曲》中的西北鼓王赵牧阳，比如此次的杨乐、秋野--而此次和谭维维合作的华阴老腔，更使得传统民乐有了在公众面前露脸的机会--看着一群来自西北的老先生们用着传统的乐器甚至板凳配合高亢的唱腔，表演出中国自己的"摇滚"，大受好评并不奇怪。

华阴老腔好不好？作为中国民间音乐"活化石"，他的确有其独特的魅力。但是在秦腔这个大范畴内，其实类似的表演，早在郑钧《长安长安》以及一些中国摇滚探索中都已经出现，但之所以这次反向如此之大，除了电视节目作为大众传播平台的威力之外，几位老先生们原汁原味的服装、乐器带来的视觉冲击感也是巨大的原因，以至于连刘欢都要上台把玩一番作为乐器的板凳。

是的，在欣赏这些老先生表演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却想到了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的一个论断，"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择时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的巡视着东方"。曾几何时，以张艺谋《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代表的电影，被视为"自我的东方化"的典范，其中类似红灯笼、黄土地等对西方人视为奇景的场景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而此后《卧虎藏龙》、《英雄》、《无极》同样也用虚无的历史、华丽的背景、一些抽象的名词来迎合西方对东方的想象。

电影是如此，其实音乐也是如此。格莱美历史上，华人歌手并不鲜见，但都离不开"自我东方化"的点缀，比如首位入围格莱美奖的华人女歌手萨顶顶，靠得就是她以《万物生》为代表藏传佛教特色的音乐以及其与之极其匹配的服装扮相；又比如首位捧起格莱美奖杯的华人歌唱家央金拉姆，干脆直接是一位藏族心灵音乐家。所以，在看到《中国之星》参赛选手中有彝族歌手吉克隽逸时，当看到吉克隽逸开场就以彝族服装和彝族歌曲《不要怕》登台时，我就隐隐的感觉，作为一档获胜者可以去格莱美获颁主席荣誉奖的歌唱比赛，从一开始就有了迎合格莱美"东方化"口味的感觉。

当然，比歌手"自我东方化"，更可怕的其实是我们这些观众的"口味西方化"，当我们也像西方受众那样，为少数民族的风情，为黄土高坡原始风情而激动时，反而有了迷失。

还是说回华阴老腔，之所以被称为"活化石"，不仅在于其历史悠久，更在于其作为家族戏不传外姓导致的传承传播困难，这是谭维维将其推上电视舞台也无法改变的。这样的音乐，的确是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个片段，当以此来代表中国音乐的面貌，却是一种悲哀--同样是西北风，赵牧阳那样一面鼓奏出的《侠客行》还来得更纯粹一些，让你感受的更多是音乐本身而非久远的穿着和乐器。

是的，我们要的是中国之星，作为中国这个主体的音乐明星，而非是"东方"之星，那个呈现西方文化臆想下东方世界的音乐明星。如何呈现中国音乐的当代活力，这也许是《中国之星》在呈现完活化石后需要思量的问题。

PS：关于舞台之外的华阴老腔，不妨找下晏来来的那篇《谭维维所不知道的老腔》，对照本文更有意思。

本文首发于《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