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所15年：一个民间智库的搬家史

文/邝新华

1993年，初夏。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盛洪三番五次来到北京玉渊潭公园附近茅于轼的家里，每一次出来，盛洪都对他即将要开展的事业更加有信心。作为最早接触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他很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经济理论是有经济价值的。盛洪在西单的达智胡同租了一间房子，日后经常遭遇变故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搬家的历史。

达智胡同时代 独立

“天则”这个名字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天则所的网站域名为“unirule”，以盛洪为代表的天则人，就是一帮寻找这种制度和规则的人。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独立思考。盛洪说，独立门户一个是“希望能够研究自己喜欢研究的课题”，另一个是当时社科院的资金非常紧张，“工资很低，调研费也很少。一年300多块钱的调研费，要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的话，中间得跳伞下来。”

天则所成立之时，是按工商企业注册的，组织模式也按照股份制原则。主要发起人盛洪属于技术入股，占14%，茅于轼占7%。大象公司则是资金入股，承诺投资100万元，占20%。他们首期支付人民币10万元，并约定其后按季度逐步增加投资。

但很快大象公司因为经济困难，出了50万块钱就终止了，于是天则所开始自力更生。

只要挂上招牌做买卖，再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得自己跑项目。创立天则所以后的第一个项目是茅于轼负责的，在四川。盛洪亲自操刀的第一个项目在天津，那时已经是1994年，天则成立的第二年。

一个外资公司要收购天津某铜厂，想对那家铜厂进行评估。他们看到台湾《中国时报》上一篇关于天则的文章，就找到盛洪。不久后，盛洪跑到天津这家“就在高速的出口”的铜厂调查了几天，“回来就作了一本厚厚的报告，连研究方法、计算过程都在报告里，”盛洪说，“但最后没有并购成，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体制牵涉的部门比较多。他们谈判的那个部门不能完全做主，比如说他们去跟工业局谈，谈好了财政局又过来了。”

这个项目，为天则带来了5万多块的收入，“在当时也还算是一个数”。

1994年对于盛洪来说，硕果累累，天则所也开始建立起社会影响。10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委托天则所做“中国贸易保护成本的测算”项目，亚洲开发银行也委托天则所进行“中国影子价格”的研究。

也在这一年，让天则所日后淡出公众眼光的势力也在活动。成立不久的天则所在这一年两次搬家，5月份从西单达智胡同迁至复兴路1号水科院内，仅仅4个月后，又迁至南三环的方庄芳古园。

五塔寺时代 声音

在外部干扰的同时，天则内部的困难也开始浮出水面。大象公司退出天则所后，没有了资金支持的天则所开始向非营利性组织迈进。1995年6月9日，天则所事业单位注册成立。之后，两个天则所（工商注册和事业注册）并存，直到2004年3月31日，天则所的事业编制被北京丰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注销。

之后，盛洪再也没有找到一个愿意让他们挂靠的单位注册事业编制。他坐在那空旷的办公桌后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被注销，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现在我们已经不去注册了，我们照样做事，这也完全是合法的。”

2007年12月7日，第350次双周论坛在天则所的第七个办公地点开讲，盛洪感慨万千：“（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整数。”

天则所最初为自己设计了“学术和盈利并举，以盈利养学术”的发展路线，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到现在也没有分红，我们没有董事会，只有理事会。我们做了课题没有拿报酬，全投资在里面了。”茅于轼说。盛洪表示，到了后来，天则所的项目一般都有几十万元的收入，“最大的一笔将近200万”。

如果天则人只希望赚点小钱，那么这样的盈利收入对于几个人来说是挺不错的了，但他们在某些时候必须有自己的声音。

1996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提出质疑。5月4日，天则学术委员会开会，并决定撰文批评英国《经济学家》一文。余永定、张曙光、盛洪、茅于轼撰写了4篇评论文章，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第五期上。

盛洪对《经济学家》的评价是“在经济问题上是自由主义，在国际问题上是帝国主义”，他回忆说：“我们定位在经济学，但我们关注天下。对天下的问题有看法，我们都会表达出来。对方不公正，违反了自由主义，自己的利益要高于自由主义和人权。我们肯定要对这个事情发出声音。”后来《经济学家》的人来谈过两次，并解释说，文章是在主编不在的情况下发出的。

1997年，又有一个重大声音显示中国民间智库的影响力。2月，海南大化肥项目投资158亿元，在高层官员的支持下，选址三亚。张曙光、卢跃刚以天则所名义组织经济、能源、环境、化工、地理布局等方面的专家讨论，并致信人大常委，说明化肥项目选址三亚的弊端，并展开一系列工作，最后政府推翻原来决定。

1998年，天则所再次动迁，新地点是紫竹院报恩楼。

盛洪回忆七个办公楼，“要说地方好，第一个是紫竹院报恩楼。原来是一个明代的古建筑，清代时成为了慈禧太后从紫禁城坐船到颐和园中间一个休息的地方，门口有四五棵非常大的玉兰树。每年春天开花时节非常漂亮。”

在这个地方，天则所呆了漫长的5年。2003年，天则所搬至国家图书馆附近的五塔寺24号。在那里，盛洪等经济学家奏出了天则所的最强音。

五塔寺时期的天则，是双周论坛最为热闹的时期。当时以1元钱并入天则所的中评网有很多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学法律的比较多，他们要做网站，要关注事件。好多事情都不是天则所的领导带头做的，像那一年的孙志刚事件，我们也觉得很重要，所以也参与做了一些事情。表明了我们的立场。”盛洪越说越激动，“（孙志刚事件出来以后）年轻人比较关注，他们说：盛老师，您看是不是要开会。”

2003年5月，天则所对孙志刚案做出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主题涉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合宪性、法律思考等方面。盛洪说：“在五塔寺（开会），之后五个人联名致信人大常委会，表达我们的一个建议。后来事件发展得很快，国务院很主动地取消了收容遣送的条例。”

这个事件影响很大，使五塔寺的古朴优雅与天则所的光荣混合在一起，也成了茅于轼心里天则所存在的理由。

“我们当时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已经有很多不同，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政府关心的地方，大部分是老百姓关心的地方。但也有一部分，政府关心的老百姓并不关心，或者老百姓关心政府并不关心，这部分地方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标。这就是天则所存在的理由。”茅于轼说：“举个例子吧，孙志刚那个例子，政府的看法跟老百姓的利益导向不同，看法就不一样。2006年北京也出了一件事，崔英杰杀了一个城管，城管没收了他的三轮车，断了他的生路。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相关部门怎么行为的呢？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会，把这个城管追认为烈士，而且武装了城管的队伍，武器、防弹衣什么的。你抢我的车，我把你砍死了，你就变成烈士了，还武装到牙齿了。像这类的事，就是我们关心的事，以至于我们招惹了不少麻烦。”

这些麻烦在天则所身上最大的体现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搬家。

万柳公寓时代 活下去

经过多年的实践，盛洪说，天则人已经成为搬家专家。东西都是很有条理地放着，只要一需要搬家，打个包就能带走，连他的办公桌也是一片干净。

回忆搬家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们这个机构是不适合在一个楼里的，像在五塔寺这样的地方就很好。很多人喜欢在那里聊天。西单达智也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摆了一些花。”

2005年，天则所从五塔寺搬走，来到中关村往西的万柳公寓。“我们这几年从五塔寺搬到万柳的另一个地方、然后搬到这里，都不是正常搬的。比如说我们的房东受到压力，我们不再租你们房子了，没关系，我们再搬一个地方吧。我们是一年搬一次。” 盛洪仍然乐观。

一年后，天则所又搬到第七个家——万柳公寓的另一家商住楼，也就是记者所到的地方。“这点比五塔寺的租金要便宜多了。那个地方的租金是最贵的，一年的租金是37万，现在想起来那里有点太贵了，那时经营情况还能支撑。这边一年就十万，能节约很多。”

与这个搬家的过程一起发生的另两件事是：天则所在媒体中声音的减少及天则所在社会上影响力的下降。

“其实我们不是没关心这个社会，没有不发言，可能我们在发言，但大家没有关注到。”盛洪说：“这几年我们比较艰难，举例子来说，如果一些和我们合作的机构因为跟我们合作而倒台了，别人还会跟我们合作吗？有些人可能会利用这个因素，甚至夸张这个因素。”

为了排除干扰，盛洪采取了迂回战术。

“比如说我们的双周研讨会，我们要在外头开，就会有干扰，个别部门不希望我们开这个会。有人说那就别开了。我说干吗不开呢，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开，没人管吧。那人太少影响不够怎么办。没关系，我们开完了以后可以上网。可能每次都有这么两千人看，等于我的双周会有两千多人参加了。”

盛洪还给领导人写过信，“我就抱着诚意和善意给他们写信，我把我的书寄给他们看，我说你可以看我们的书。供闲时一阅。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做的是好事，对社会有好处。”

没有得到直接的回复，只有间接的声音传回来，盛洪说：“还是很客气的。比如说，你们这个注册的问题，那是因为现在这个制度还不健全。等健全以后再注册啊。我觉得这个回应很好，这个回应等于说这不是我的错。”

《商务周刊》在天则所十年时这样评论：“10年来，他们也在不断地挣扎。一方面，自成立之时就开始的学术与盈利之间的矛盾长时间困扰着他们；另一方面，为了实践他们的理想，这家民间智库必须不断的与政府和商业力量博弈。”天则所人走出社科院与15年的搬迁史，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思想走向独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