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之英法资本的变迁

一、英国：公共债务累积与私人资本整固

英国的公共债务曾两次达到极高的峰值，达到甚至略微超过了GDP的200%，分别是在拿破仑战争终结时和二战之后。如果某个国家债务没有某种形式的违约，那很可能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偿付如此多的公共债务。如果把目光再放远一点，英国在18世纪就已积累下了巨额公共债务，法国也同样。英法两国的累积债务在1700-1720年达到国民收入的50%左右，到1760-1770年则接近100%。

法国王室无力推行税收制度现代化改革并取消贵族的财政特权，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开始，最终导致1790-1791年引入新的税收制度，规定所有的土地所有人都必须缴纳土地税，所有的遗产必须缴纳遗产税。1797年则发生了“三分之二破产，对2/3的公共债务余额进行大规模违约，再加上以国有化后的土地为抵押发行的纸券所带来的高通货膨胀，就是对法国旧王朝遗留的债务的最终处理办法。法国的公共债务从而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被很快削减到很低的水平，到1815年已不足国民收入的20%。

英国的发展轨迹与之全然不同，英国决定无限制地借款。公共债务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达到国民收入的100%，到19世纪10年代接近200%，是法国同期债务比例的10倍。英国用了整个一个世纪的财政盈余，才在20世纪10年代把公共债务压缩到国民收入的30%之内。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能得到怎样的经验？首先，英国的公共债务的高水平毫无疑问提升了私人财富在英国社会的影响力。掌握巨大财富的英国人在用借款满足政府所需的同时，并未显著削弱私人投资的力度。因此，国民资本在整个时期内稳定地保持在国民收入的7倍左右，而随着净公共资本在负值区域渐行渐远，私人财富在1810年已超过国民收入的8倍。其次，整体而言，如此高的公共债务水平很明显对债权人及他们的后人有利。政府赤字扩大了对私人财富的总需求，造成资产回报率提高，当然也有利于那些依靠政府债券的投资回报来致富的人。

总体而言英国在19世纪的情况正是如此。1815-1914年，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英国政府的财政始终保持着相当大的盈余，税收收入比政府支出多出的部分相当于GDP的几个百分点，甚至高于这个时期用于教育的总支出。完全是依靠英国的国内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才让这个国家在一个世纪的辛劳之后，最终显著降低了公共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二、谁是公共债务的获利者？

1815-1914年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比英国更低，政府债券的利息始终能按时支付。法国的主权国家债务在19世纪一直是很好的投资项目，与英国的情况一样，私人投资者从中获利颇丰。法国的公共债务余额在1815年时还非常少，但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大幅增长。法国政府在1815-1816年向外国占领军支付赔款，后来又在1825年拨付了臭名昭著的10亿法郎补偿款，用以补偿大革命时期流亡国外的贵族被剥夺的其实数量很有限的土地，由此积累了大量债务。接下来，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后，法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向民众借款以偿付德国的赔款，金额接近国民收入的30%。最终，1880-1914年间，法国的公共债务水平甚至超过了当时的英国，达到国民收入的70-80%，而英国不足50%。

到20世纪，有关公共债务出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理论基础认为债务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以扩大公共支出，并通过财富再分配来改善社会下层成员的境遇。有趣的一点是，利用通货膨胀来实现再分配的做法在法国比英国要突出得多。法国在1913-1950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年平均超过13%，最终导致价格水平上涨了100倍。这对政府而言又意味着什么？虽然一开始的公共债务规模庞大，另外在1913-1950年期间又财政赤字高企，然而到1950年时法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却回到了相对较低的历史水平，大约为国民收入的30%，同1815年时相当。尤其是国家光复时期的巨大赤字，在1945-1948年的四年中，在高度情绪化的政治氛围里，被超过50%的年通胀率几乎立刻消化掉了。

英国的做法有所不同，更为缓慢、温和。1913-1950年间，英国年平均通货膨胀率略超3%。这个通胀幅度远不足以阻止英国的公共债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增加，国家需要全力动员起来应付战争需要，又没有过度依靠印钞，于是到1950年时，英国背上了极其沉重的债务负担，超过GDP的200%，比1815年时还高。

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再分配的机制效果显著，在20世纪的英法两国历史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也会带来两个严重问题，其一，在目标选择上相对笼统，针对有一定财富的人，可是持有政府债券的人并不见得是最富裕的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其二，通货膨胀机制不能无限制地运行下去。通货膨胀一旦成为常态，贷款人就会索要更高的名义利率，物价的上涨就不能再取得预想的效果。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并存的“滞胀”十年之后，社会上形成了维持低通货膨胀的新的共识。

三、李嘉图等价的兴衰

公共债务的漫长而喧闹的历史，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食利者的安逸到20世纪的通货膨胀的掠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和文学描述。这段经历在经济学家那里同样留下了印迹。例如，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了今天所说的“李嘉图等价”的假说，他认为，在满足某些条件后，公共债务对国民资本的积累不会产生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或许过于依赖所谓的“标准代理人模型”（其含义是假设模型中的每个代理人都获得同样的收入，赋予其等量的财富，从而也持有同等数额的政府债券），导致对公共债务的研究分析受到制约。但如果完全回避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事实，则这些模型经常会推导出不切实际的极端结论，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疑惑而非明晰。就公共债务议题而言，标准代理人模型会推导出政府债务完全中性的结论，非但与国民资本的总量无关，也不会影响财政负担的分摊。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最早提出的此种激进式的李嘉图等价再解读，没有考虑到大部分公共债务其实是由少数人群持有，因此不论债务的偿付状况如何，它都是个重要的国内再分配工具。考虑到财富分配方面始终存在的高度集中的特征，如果在探讨以上问题时不涉及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那我们对问题的主要方面及其涉及的利害关系都将一无所知。

四、法国：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战后时期

我们可以认为英法两国的公共资产的总价值长期来看都有所增长，从18世纪和19世纪约国民收入的50%提升到20世纪末的约100%。粗略地看，这种增长反映了历史上政府的经济职能的持续扩张，尤其是包括医疗和教育领域的越来越广泛的公共服务的发展以及交通和通讯领域的公共或半公共的基础设施投资。然而，对公共资产长期积累的这种简化的观点，忽略了上个世纪历史上的重要一页：在1950-1980年间，工业和金融部门的公共资产大量增加，但在1980年后上述资产又卷入了汹涌的私有化浪潮。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能或多或少看到上述现象，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同样如此。

法国的情形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法国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信念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浩劫的动摇。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引发的经济大萧条以迄今从未再现的破坏力席卷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所有国家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之前所秉持的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经济事务的传统观念不断遭到质疑。许多国家选择了在更大程度上实行干预主义。很自然，各国政府和公众对那些给自己大肆敛财、却使社会走向灾难的金融和经济精英们的智识也产生了怀疑，人们开始思考不同类型的“混合”经济，在传统的私人财产形式之外寻求对企业的不同程度的国家所有权，或者至少是对金融体制乃至整个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实行强有力的公共监管。

在法国，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这种怀疑氛围在1945年后继续加深，因为许多经济精英有着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发不道德的战争财的嫌疑。根据现有的估计，法国在1950年的公共资产超过1年的国民收入。由于通货膨胀大幅削减了公共债务的价值，净公共财富也接近1年的国民收入，而当时的私人财富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倍。法国政府在1950年控制了25-30%的国民财富，很可能还会更多一些。在金融和工业这些受战后国有化运动影响最直接的产业部门中，政府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在1950-1980年间都超过了50%。在整个“辉煌30年”期间，国家得到重建，经济增长强劲，超过法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政治议程。在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的联盟赢得了多数席位，其共同立场是坚持1945年来对工业和银行部门的国有化运动。但结果表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自1986年起，自由派执政党在所有产业部门掀起了意义深远的私有化浪潮。新的社会党多数派政府在1988-1993年间坚持并扩大了私有化进程。在经济增长放缓、高失业和政府财政巨额赤字的背景下，公共部门持有的股份从1990年起被逐步出售，给财政带来了额外的收入，但这依然未能阻止公共债务的持续增加。法国的净公共财富下降到极低水平，与此同时，私人财富却缓慢回升到20世纪历次冲击以来从未达到的高水平。就这样，法国在两个不同时点深刻改变了自己的国民资本结构，却并不真正清楚这样做的缘由。（完）

（本文节选自《21世纪资本论》，该书中文版已于2014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