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

一.问题的提出

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是2015年“两会”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概念首次进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总理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根本要靠发展。2015年4月，中国财政部部长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指出，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开始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两个问题引起高度的关注，并在各大媒体和学术界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意是指：一个国家在经历中等收入以后，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因而很难跻身成为高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但以上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表1为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组情况。

表1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组

注：收入标准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l）的数值（单位：美元）划分，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ex）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2009年人均国民收入为3650美元，按照08年世行标准可列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010年我国人均收入4260美元，2011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7476美元。按照世行现行的标准，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

当我们提及“中等收入陷阱”时，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拉美国家，也因此把“中等收入陷阱”称之为“拉美陷阱”，是由于世界银行将其作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陷阱的典型国家，在历史上，拉美国家曾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后又是漫长的经济停滞期。

而实际上，从发展阶段来看，每一个国家在从发展初期到发达国家的经历过程中，都会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阶段，只是经历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较为成功的案例是日本和韩国，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1974年人均GDP已经达到4281美元，1986年人均GDP达到了16882美元，花了12年时间。而韩国仅仅花了7年时间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令世人瞩目。

表2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数据，经手工整理。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成因分析

2010年，《人民论坛》在征求50多位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大显性特征，即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巴曙松 指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上是一些大型的垄断型企业。因为大量的资源向这些企业集中，所以使得经济活力降低，创新能力降低，也使得社会的创业难度加大，造成社会流动减缓。马岩（2011）从世界各国比较研究的角度，讨论如何吸收国际发展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突破正在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张德荣（2013）分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指出不能适时转换经济动力机制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乔晓楠（2012）对影响国家经济收入增长的因素分类进行比较分析，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对我国经济增长提出建议措施。马海涛（2014）在总结“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教训之上，从财税角度提出改革的建议。周昆仑（2012）较为系统的分析了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提出财税改革的建议。郑之杰（2014）比较分析了陷入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与经验，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议。李万甫（2015）从税收的角度，比较分析世界国家税收制度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为我国税制改革提供参考。任强,杨金亮（2015）从回顾“新常态”理念的提出及其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入手，着重对小微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及创新方面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比较，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倾向。Stiglitz，J.E.（2000）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Huang Yiping等（2014）基于实证检验模型，发现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民主化进程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Refika Atalay.（2015）对土耳其国家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它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提升一个国家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的提升人力资本，加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结合前面观点，我们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原因及其特征作为影响国民收入的主要解释因素，进行以下的研究分析。

（一）国民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基尼系数用于衡量一个经济体中在个人或家庭中的收入分配（在某些情况下是消费支出）偏离完全平均分配的程度。洛伦兹曲线标示出总收入累积百分比与收入获得者累积人数的相对关系，曲线的起点为最贫困的个人或家庭。基尼系数测算洛伦兹曲线与假设的绝对平均线之间的面积，表示为在该线以下最大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因此，基尼系数为0表示完全平均，100%则表示完全不平均。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拉美国家巴西，墨西哥均为高基尼系数的国家，这也是导致这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地处北半球的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这与他们的高福利型社会政策是分不开的。图中也显示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于国际的“警戒线”的设定值40%，因此缩减贫富差距将是我国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着眼点。

图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金融终端，经手工整理.

（二）人口受教育程度

教育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能够提供人力资本，可促使科学知识转化为科技，教育是产业升级的人力支持，智力保障。劳动者素质是生产函数中一个重要的指标，通过教育与技能培训，使得劳动者素质得到提高，进一步改变生产力方式，促进产业升级，最终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教育可以从三个方面提高经济效益。第一，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劳动者获得科学技能的必要手段。第三，教育提高管理决策水平，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不重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从图2中国家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韩国和日本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在赶超美国，教育为他们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提供源动力。而中国在教育投入占比相对较低，但是从趋势上来看，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逐年提高，已经与日韩的投入比相接近，达到了4%的水平。

图2 国家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wind资讯金融终端，经手工整理.

（三）科技创新能力

一个国家的创新力将直接决定国家的产业能否顺利的升级，在世界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次国家实力的更迭，都与他们掌握着当时最新的科学技术紧密相关。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随之的蒸汽机时代将英国推到世界强国之首的位置，第二次科技革命是电气化的发展。而第三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收入跨越式提高，最终还是依赖于技术创新与相应的产业升级。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衬衫换飞机的贸易中，双方国家的人均GDP是相等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区别也正在这个地方。通过产业升级战略，改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布局结构，使工人的单位劳动创造出更高的单位价值，这是实现人均GDP指标提升的最有效途径。

从图3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普遍较高，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研发投入比并不高。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日本与韩国非常重视科研投入，其投入比率超越了发达国家，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韩国在科研投入具有年年递增的趋势，这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研发创新。同时，科研也不断的为他们国家经济引擎注入新的动力。

图3 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数据，经手工整理.

（四）国家的财税政策环境

财税政策，从字面上可以拆分为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可是实际上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财政政策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等多个方面。由于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的执行依赖于税收的丰寡，因此税收政策往往被提高到很高的级别来进行研究。税收被称为是指政府在供求关系曲线之间打入的一个“楔子”。由于税收楔子的存在，税收政策会对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就其某个产业而言，税额的大小就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该产业的进入成本和投资收益。因而国家就可以利用增大税收楔子来淘汰落后产业，同时也可以利用削减税收楔子来促进产业升级。

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从2005年到2014年，世界总体的税负水平程下降趋势，世界发达国家和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企业税负程度较低，这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而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税收，这会成为制约国家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

图4 总税率（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数据，经手工整理.

（五）城市化程度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城市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时，前期会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并开始定居在城市，参与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并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而，一个国家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时候，会伴随着城市化率与经济水平同步增长的趋势。但是，这并不能说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城市化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随后经济就会跟着增长。

从图5中可以看到，陷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具有很高的城市化指标。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城市化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城市要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第二，城市的市政配套设施与福利条件要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否则，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的产业升级，现有产业又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会造成城市失业人口增加，进一步加大贫富分化，降低城市居民消费能力，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同时，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如果城市的市政配套设施不及时升级，容纳不了足够的市民生活，会形成各种“大城市病”，如交通拥堵，治安混乱等现象，也会对经济增长形成阻力。从图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普遍具有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的城市化率，中国的城市化率与世界水平趋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加快城市化程度就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图5 城市化程度（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数据，经手工整理.

（待续）

本文作者巴曙松/刘宝森（重庆大学）/曹国华，内容来源为论文《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财税政策及其路径选择——基于国际比较视角》，拟发表于《税务研究》，未经同意，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