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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开放二胎”后，引来社会叫好声一片。确实，这次迟来的政策松绑，无论是对于生育权的赋予，还是对于老龄化社会危机的应对，均是极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生育权的最终决策人，是个人，是家庭。也就是说，“全面开放二胎”后，生不生二胎？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想法，并非是政策一放开，大家伙都愿意生，这就如同在之前30多年里，也并非是政策不充许，大家伙就都不生二胎。

在市场经济已深入到社会角角落落的当下，讨论“全面开放二胎”后的政策效应，我们必须要用经济人的视角。

究竟生不生？到底是生一个、生两个、还是生多个？纯粹用经济理论进行分析，这似乎有些“没有人性”，但是，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衍生分支，以经济人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并无不可，人口经济学最权威的大师加里·贝克尔，早在几十年前就创立了“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并且他还曾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么，从我国的贫富分化和区域差异来说，“全面开放二胎”后，不同人群的生育决策，究竟会有哪些不同？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在不同的时代，生养后代的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生育意愿，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在农耕时代，除了遇到罕见的灾荒，近乎所有人的生育意愿都是极其强烈的，为什么呢？生养孩子的成本极低，孩子10岁左右就可能充当半劳动力，15岁左右就基本是完全劳动力，开始为家族付出分忧了；而到了工业时代，基于工厂的制度性管理、以及技能的起码要求，生养孩子的成本就会相对提高，并还得附带起码的教育成本，孩子也起码到18岁左右，才逐渐能够反哺家族。

但是，到了后工业时代（或者称之为信息时代），生养孩子的成本已经变得极高，没有10多年、甚至近20年的学历教育和素质教育，已经很难让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有人测算过，在我国一线城市生养一个孩子直到他能够自立，大抵需要200万元，在这一阶段，生养孩子对于绝大多数家庭，已经变成了情感性的投资回报需求，而不是物质性的投资回报需求。

既然是情感性需求，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生育，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奢侈，生育一个对于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负担，更何况是二胎呢。

将适龄生育人群分为富有、中产、中低产和低产四个群体，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在全面放开二胎后，哪些人群的生育意愿会最强烈呢？

毫无疑问，“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发布后，富有人群的生育意愿会最强烈，因为，生育成本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资产和收入来说，已经不够成压力，生育二胎所带来的情感需求满足，可以完全覆盖生育成本，为什么不生呢？事实上，即使在“全面放开二胎”之前，富有人群为了多生孩子，早已不惜出国养娃，人在物质全无压力的情况下，追求精神需求才是主要的，更何况是沿续后代这样的情感需求呢。

除了富有人群，最穷的人群（低产）也会倾向多生娃，当然，导致他们愿意多生娃的原因，情感性需求仅是次要因素，潜在的物质性需求才是主要因素。因为，相比其他人群，我国穷困人群基本还处于农耕社会，其区域分布主要是偏远落后的农村，对他们来说，孩子的生养成本比较低，孩子绝大多数仅完成义务教育，琴棋书画等高昂的素质教育成本更是没有，生养孩子的成本很低，而不确定性的回报却可能较高，敢不成其中一个将来有出息呢？

与最富的和最穷的人群相比，全面放开二胎后，对中产和中低产人群的触动并不大，因为他们富余的资产并不多，更何况生育二胎还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这会影响他们职场晋升和事业发展，而当他们一旦变成富有人群后，也往往是想生也生不动了。

单纯以家庭年收入计，一线城市200万/年以上可称之为富有人群，40—100万/年称之为中产、10—30万/年称之为中低产，至于更低的家庭收入，应该早晚会回小城市或农村，所以，全面放开二胎后，对于一线城市的适龄生育人群，可能也就是年收入200万以上的家庭生育意愿会强烈一些。对于二、三线的中等城市，我们笼统核计一下，基于生育成本的不同、以及观念的些微变化，可能也就是年收入100万以上的家庭生育意愿会强烈一些。而至于四线小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则可能是年收入50万以上的家庭生育意愿会强烈一些，当然，年收入2万以下的穷困家庭，也就是在偏远落后农村还偏穷困的家庭，基于潜在的物质性投资回报需求，他们生二胎、甚至生多胎的意愿，还是会很强烈的。

有钱才敢多生娃，穷无所有只能生娃，这就是全面放开二胎后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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