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飞机之梦

大飞机一般起飞总重超过100吨。民用以客运为主，中国惯例称150座以上，国际称300座以上为大客机。

2007年2月中国大飞机立项，2008年5月客机项目主体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同期军机项目落户西安。引发海内外的持续热议，运-10也被重提。本文试从商业角度，对两者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运-10之死

运-10是中国研发的第一种大飞机。1970年8月立项，代号708工程。基于自主开发，对波音707有所借鉴。1975年6月完成设计图纸，仿制出涡扇-8发动机。1976年9月下线1号机，1978年11月通过静力试验。1980年9月试飞至1984年飞行逾130次170小时。1986年因财政部否决追加投资而终止。

此后航空工业屡败屡战，限于为国际厂商代工，更凸显运-10的悲剧。这不是个案，在中国众多行业普遍存在，统称“运-10现象”。但同期还取得两弹一星等众多光辉成就，统称“两弹精神”。军机研发的成绩介于两者之间。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在我看来，都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关于计划经济的著作已汗牛充栋，本文无意续貂。比较说明问题，当代大部分产品都出自企业，企业内部同样以计划配置资源。财富500强的规模超过很多国家市场。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其实没有意识形态那么对立，亦可称为多计划和单计划经济。同样层层分解和汇总计划，关键的区别在最高一级，多个计划主体通过市场多对多地横向联系，还是与中央计划部门多对一纵向联系。决定了两弹和运-10的成败，军机和民机的差异。

尽管后来被赋予众多意义，708工程的正式目标是研发领导人出访的专机，树立大国形象。工程由上海统筹、第三机械工业部(1982年改组为航空工业部，后一度与航天部合并，1993年6月成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AVIC)归口管理。正是这两项安排，直接导致运-10的先天不足和无疾而终。

一个计划适合一个目标。企业和计划经济的目标管理，都存在格雷欣法则：紧迫、短期收益更大、更容易界定的目标，会排挤其次的目标。

建国后长期受超级大国威胁，核武超杀，比其它安全投入的回报高。外人可能想当然，两弹一星是原子弹和氢弹，核武器和航天两个工程，其实是原子弹和导弹，组合为核导弹。卫星项目也侧重发展火箭，与导弹通用的运载工具，加上核潜艇，是构建完整核威慑力量的一个工程、天字一号工程。

同样的形势决定，在航空工业军机优先民机，作战飞机又优先支援飞机，包括运输机。都以可靠性为前提，军机的战术性能参考外军，民机强调经济性，虽然也有座公里成本这样量化的指标，实际运营复杂多变。运-10受高层关注和专用。外交无小事，在当时的语境总后缀战线或斗争。专机今天看来荒唐，在当时却是大飞机所有可能的目标中容易通过的。

但不够好。即使拉上部级干部，专机机队也很小，不量产就没有经济性。1976-1978年成为分水岭，中央人事、国家战略包括外交战略作重大调整。工程最初的目标无形中消失。也许可以树立新目标，工程团队曾多方努力，设计一系列军民用机型，上书中央寻求支持，等等。但难以改变第二项安排。

地区差异大、缺乏技术官僚、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国情，造就“中国特色”计划经济，一开始就不如苏联集中。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计划经济建立，短短两年后，成都工作会议开始放权给地方。1961年上收，1969年又下放。逐渐形成两级计划体制。

两级体制加之同期的三线战备，造成重复建设。如果忽略条块分割，结构与市场类似。以前强调改革对计划体制的颠覆，今天可以反思其传承。相对中国小而全，苏联是大而全，很多行业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此后两国的市场化却采取相反的渐进和激进路线。结果中国企业依赖地方保护，苏联企业疯狂涨价减产。

回到运-10，在这种体制中的位置很怪异。综合惯例和项目情况：大国形象、运字头和大飞机，更应编列中央计划，却落在上海。航空工业由三机部主管，出于战备需要布局内陆，上海并无优势。

有纪录立项走过正式的流程，主席钦点上海。但其它资料显示，这可能是游说的结果，执行也有潜规则。708又人称“王洪文工程”。王1966年还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投机运动，“坐直升机”进入中央，自知资历甚浅，急于立功。工程因此两头受气，1976年以前被赶进度，“能上天飞到北京向中央报喜就行”，挨过整的干部1976年以后恨屋及乌。

自始至终最糟的是，抑制了投入。这是由于责权利沿计划边界严格分割。对计划内拥有不容质疑的权威，同时对计划外只能间接地影响。相比之下，市场企业对内只能经济制裁，对外订立契约，有法可依，却能广泛紧密地联系。

三机部和上海平级，虽然负有归口管理之责，该部及所属单位对于708工程是计划外。上海工业基础雄厚，但计划内还有众多项目。工程团队能控制的主要是立项批转的资源：三机部、航空研究院和空军600余名科技人员，组建大型客机设计院(640所)负责研发，升级原空军飞机修理厂(5703厂)负责制造，等等。

相对工程规模缺口很大，外部资源就需要协调。先后有中央各部委、军队及地方262家单位参与。一机部和冶金部提供器材，民航调拨机务人员和一架波音707，西飞承担静力试验，等等。即使上面有人好协调，协作单位也多少有国家和专业的志趣，但务必完成本职工作，资源有限，不可能毫无保留。

1976年以后也可以寻求新的支持者，但1978年开始改革，改革初期的精神是放权让利给地方，意味着压缩中央协调的空间。工程有活动的14年间共投资5.38亿，中央支出研发经费3.34亿、基建1.75亿，上海支出流动资金0.29亿。放权让利地方一般很高兴，708工程是个例外。权已经下放，获利还遥遥无期，中央放弃的只有责任，让其自生自灭。

1980年代末国际形势剧变，南海争端凸现，军方急需远程投放能力。1989年换届，大批上海干部进入中央。可惜运-10已无疾而终多年。模具全部销毁，2号机闲置，风雨飘摇，只有5703厂接手麦道项目得以延续。

这会印证中国人某种思维定式：体制本来很好，只是执行坏了。如果当初落在三机部，或许成功。其实只是项目层面违背计划体制，深层正体现其精神。历史没有如果，参考航空工业再也没达到运-10的高度，结局不会有什么不同。

军机与民机

历史上军机的研发成绩好于民机。此次立项论证亦有先军后民的倡议，网上甚至讥讽为“恐民症”。这不只是认识的问题，人是组织的产物。还有呼声基于现有平台研发大飞机，和先军后民其实是一回事，“走三点式研发军机的老路……”

飞机生于民间。莱特兄弟是自行车店老板，威廉•波音是木材商，出于兴趣改变世界。飞机也改变了战争的面貌，1921年朱利奥•杜黑出版划时代的《制空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年轻的空军与陆海两个古老军种平起平坐。

相应飞机制造也分民用和军用，可以共享基础技术，分担成本和风险，和平时期民机的市场盘子大于军机，战时整个经济都转向军工。在国际航空工业及业内领先企业，两种业务总是相辅相成。洛克希德-马丁如今是专业军火商，也造过客机，因研发失败而被挤出市场。

但两者的商业模式差异很大。客机销售给激烈竞争的航空运输企业，服务亿万喜怒无常的乘客。一架客机正常服役20-30年，期间充满变数：经济周期、油价、疫情和恐怖主义，等等。市场上升时，航空企业会大量采购，但到交货时往往转跌，取消或延迟订单。双方的博弈充满机会主义。研发新飞机更是豪赌。

但也并非完全竞争。政府严格管制空域和航空安全。市场经济国家的航空企业也多为国营。美国航空企业都是私营，政府也曾干预运营，直至1978年通过航线管制解除法案。但出于国防考虑，始终禁止外国企业经营本土航线。飞行员作为熟练工人，对资方非常强势。

陆军和海军也有自己的航空兵，军机可能出口到友好国家，但本质上军机只有国家一个客户。如同其它防务采购流程，指挥官根据上次战争准备下一次，结合技术趋势和装备折旧提出需求，经立法机构审批，在文官控制下按严格的程序选择供应商。战术需求会生成清晰的文档，政治游戏复杂，也有章可循。

航空企业倾向集中采购，以拿到更多的拆扣，降低运维的成本。特别是廉价航空企业，经常只有一种机型：西南航空是波音737，捷蓝航空是空客A320。军队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只能按步就班，立法机构要兼顾各个利益集团，还经常砍预算，简单地削减采购数量而不是固定成本，使单价反而上升。

客机言必称经济性。魔鬼在细节中。如1995年新疆航空公司选型，备降的马兰机场跑道不能承受A320的压损，空客提出加装轮胎，相应增加34千克的自重，减少1名乘客，就不划算。其实军机也有经济性，例如二战中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即后来的空军，曾征召一批哈佛“神童”，运用统计学管理战争资源。但是遵循不同的经济函数。

如超音速技术的应用。超音速飞行时，挤压前方空气产生激波，推力和油耗因而剧增，这种气动现象称为音障。1950年代作战飞机就推广超音速。燃料依靠国家战略储备，兵贵神速，相比战术性能的提升，战争的消耗和战败的损失，油价就微不足道了。

1960年代航空工业也看好超音速客机。英法联合研发协和式，波音2707项目技术野心更大，始终没有完成。一项内部研究表明，当时的航油价格上涨5%，航空企业运营2707就无法盈利。而1973年的石油危机，油价暴涨超过两倍。协和最终只启用14架，长期亏损。直到今天客机仍然以亚音速飞行。

另一个重要的差异是运营状态。经理们看不清市场的迷雾，客机交付使用就得到检验，短期盈亏都是真金白银。而和平时期，军机实际处于待命状态，尽管也会大量训练和演习，但与实战相差很远。将领们看不清战争的迷雾，退而求其次，追求高技术。

这是西方航空业的情况，而在计划经济国家，军机的供需结构相近。客机差异就较大。民航也是官僚机构，垄断客运服务，收支两条线，没有盈利压力。主要服务公差，缺乏西方那样庞大的商务和个人市场。据说当年民航拒绝运-10的一个理由就是，现有机队够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不久客流就爆发地增长。

国家虽是垄断的客户，生存于丛林法则的世界。美苏始终没有正面冲突，而是支持代理人战争，在一些这样的战争中，盟国士兵驾驶双方的军机上阵。谍战也是冷战的大戏，重点搜集空军和军机情报，等等。都会影响军机研发。从这个角度，计划经济国家与西方相反，军机的竞争程度超过民机。其航空工业更确切地说是军机工业。

苏联最为典型，军机世界一流，民机同样跛足。伊尔-86航程远未达到设计，2002年因噪音过大被欧盟禁入。改进型伊尔-96故障频发，据说一号专机都在出访时“掉链子”。苏联民航的安全纪录也不佳，1988年统计，平均运送50万乘客死亡1人，世界水平是100万1人，美国400万1人。

苏联也研发过超音速客机图-144，尽管早于协和首飞，有证据显示部分技术来自协和，外观与之相似，西方戏称为“协和斯基”，但苏联人也进行了相当的改良。仍不能克服经济性问题，更发生两次重大事故，短暂运营即废弃。

中国基础工业均效仿苏联，航空制造也先军后民。1999年7月AVIC分拆为两个集团，一航偏军用，二航偏民用，前者分到了大部分资源。2008年11月又合并，但不包括客机公司。中国民航改革前长期隶属空军，改革后采购服务于外交。客机订单巨大，作为制造业的皇冠，能有力地影响本国政策。

运-10现象

两弹精神和运-10现象的悖论，中国科技一些领域成功，一些失败，另一些平平，除了项目自身的经营，深层取决于特定产业环境，计划体制对市场的可替代性。简而言之，横向联系越收敛、简单、量化和固定，越容易被纵向联系替代，甚至后者制约更强。结合业务，核工业、航天工业与航空工业存在三个重大差别，可以总结三条规律：

其一，中国科技特定领域的表现，与其产业链的专用性specialty成正比。两弹一星相关环节的应用较窄，在工程目标以外没有其它需求。平行分工，技术上可以，为保密也应纳入一个计划。美国核工业和航天工业采取相近的体制，著名的曼哈顿工程和NASA。市场中的同类产业，通常也一体化，至少受链主有力地控制。

航空工业价值链更细密，三机/航空工业部只能纳入总体设计、装配等专业的部分，其余很多环节专用性较低。如材料工业，对可靠性、经济性至关重要，但不仅给航空配套，涵盖整个国民经济。垂直分工，加之规模效益，只能分别编列计划，即计划外。航空工业的问题就在于，计划外太多太大了。

发动机情况特殊。作为飞机的心脏，专用性较高。中国航空工业历来与机型捆绑研发，涡扇-8就和运-10同生共死。但实际上研发周期更长，售后模式不同，国际市场形成GE、普惠Pratt &Whitney和罗罗Rolls-Royce(与劳斯莱斯共享品牌)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还为铁路、船舶、航天等行业供应动力设备。

其二与产业链的协作性Collaborative成反比。核工业各环节相对独立，威慑处于静默。航天工业主要在一个计划内高度协作。而航空工业流程更密集，建立庞杂的外部协作网络。波音从747开始外包部分设计制造。总设计师乔•萨特曾抱怨：“如果我有选择，更希望公司内部承担所有设计只将制造外包。”

其三与产业链的技术落差成反比。最终用户界面的技术含量与上游基础工业差距越小，“市场懂技术”，技术官僚就可以遥控，反之要“技术懂市场”。空军、核能和航天操作人员都受过严格训练，航空企业也有专业的机组，但最终用户是乘客，比傻瓜相机还傻瓜，只需用屁股坐在那里，等着空姐喂饭。

总之在计划经济下，航空工业难以协调众多关联产业，规模远远超过主管部门的资源。即使能获得充足的资源自己建设，也会和相关的部委冲突。也不可能合并所有产业，成立大航空工业部，俨然另立计委。即使能自建或合并，同样因为规模，产能只供应航空工业会严重过剩，另寻出路会转移目标。

运-10至今走地最远，有两点影响重大：王洪文最高官至常委，显然能调动的外部资源远比三机/航空工业部长多。上海凭江临海，开埠百余年，久经国际市场，是中国最大、世界有数的工商业都市，航空工业的深度也许不如三机/航空工业部，关联产业的广度远远超过。

“恐民症”也有这方面原因，技术和保密决定军机的产业链相对简短。还有“恐大症”之说：“运-10和麦道是150座，又搞了几年100座还嫌大……从世界民机统计资料看50座级有个空隙……有人估计5年后要搞25座，10年后12.5座，宠物也有位置……”显然支线客机需要的外部资源较少。

关联产业最重要最不合作的是民航。某民航主管表示：“运-10一上天，真叫人头疼。”运-10方面人士对此颇有微词。网上愤青又大骂卖国，指民航前负责人沈图腐败。内情不得而知，但都是党的干部，运-10团队就忠，民航就奸，未免扯淡。屁股决定脑袋，这是计划体制下的“合理”行为。

航空业务的性质决定，没有可靠性一切免谈。民航没有盈利压力，承担很多政治任务，可靠性相对更重要。但圆满完成政治任务的同时，整体运维水平逊于欧美同行，后者更多地授权基层和专业人员，与计划的精神相悖，因此更需要飞机本身的可靠性弥补。

可靠性并非绝对，而是控制在极小的概率，新机型都有完善的过程。理论上也应该耐心等待运-10。但在计划体制下，这不是纯技术问题。运-10虽然是中国第一种基于美国适航条例CAM4b/FAR25部设计的飞机，但不能复制其监管体制。

缺乏经验尚在其次，市场经济要求监管中立。乔•萨特的回忆录记述，1950年代，波音帮助联邦航空署FAA制订首部喷气机适航标准，就对此做过辩解。但计划体制，监管和运营职能通常归属同一部门。即使分立，仍然受制于上级。如果运-10在运营中发生重大事故，民航的调查结论多半会偏向己方，但也难以令外人特别是上级信服。民航预料到这种情况，不愿自找麻烦。

其次运-10的经济性从未证明。我们可以设想，如同后来的中国制造，其生产成本从而价格低于进口飞机，但运维成本差距更大，也更难赶超，这取决于经验而非技术，飞机总体设计也限定了经济性改进的空间。而全生命周期的运维成本是采购价格的数倍之多。

尽管如此，私营航空企业仍可能购买运-10，用采购的节约弥补运维，只要两者差距不是太大。采购要短期支付一大笔，运维则分摊在二三十年。但民航并非独立核算，就不能这样划账。计划体制重固定投资轻可变成本，采购运-10会被上级砍采购预算，但未必增拨运维费用。收支两条线，计划和企业部门都有预算扩张倾向，即热衷购买最先进也最贵的飞机。

现代经济，成本和收益经常在时空上分离。具体到航空业，制造和运营的权责划分存在很大的模糊空间。市场能相对平衡地弥合与界定各方。而计划经济主体都会尽量扩大自己的权益，把成本和责任推卸给别人，因而争斗不止。

也正因为如此，航空工业愿意国际代工，民航愿意进口飞机。非不爱国，而是爱市场，能提供计划经济不能提供的协作，这很讽刺。但并非完全爱，计划经济部门最喜欢双轨制，哪边有利走哪边，从计划获得投资，规避市场的成本，从市场获得收益，规避计划的义务。

运-10团队存在于改革前，主要由工程师组成，不能苛求他们具备市场意识，体制也不支持某种利益安排换取民航的合作。只能强调运-10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国民经济属于中央计划部门的权责，间接向民航施压。民航不能反驳但也不接受。

但20多年过去了，关于运-10和大飞机的讨论，没有显示出多少进步。众口一词，赞运-10成就，怨其夭折，缺乏检讨体制的得失，对未来有何借鉴。国际航空业的客户意识就要强地多，甚至富有戏剧性。

乔•萨特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随空军C-97运输机飞行，测试发动机。“军方不同机组操作飞机的方式各不相同……没有人真正遵循波音的操作手册……这些现场试验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工程师最好确保他们的设计方案符合真正操作飞机的人的使用方式……”

747应泛美航空的要求研发，其主席胡安•特里普中意客轮式的双层客舱。但草图效果不理想，设计团队转向宽体单层。客户和高管都不爱听反对意见。波音的说客用绳子比划新方案的宽度，是现有飞机的两倍。通过这种感性的方式，争取到展示模型的机会。双层客舱观感很差，然后特里普参观新方案，一直不置可否，当走到驾驶舱后的预留空间，同行高管认为可以供机组休息，他反驳道：“这里将留给我们的乘客！”

1997年一笔大单谈判的最后时刻，美国航空总裁斯蒂芬•沃尔夫提出两个新条件，空客CEO让•皮埃尔松答应了第一个，然后慢慢把裤子脱到膝盖，“我已经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你了”。这时有人推门进来，他又说：“现在你可以告诉别人，皮埃尔松从来不会对他们的总裁说一个不字。”沃尔夫一定雷地外焦里嫩，说：“提起你的裤子，我不要折扣了。”

运-10和格瓦拉、梦露、李小龙一样，不幸也是幸运死地早，就成了神话。航空工业的科技人员，也具备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绝不亚于两弹功臣。飞机和导弹有所交叉，同专业的学生，可能命运的安排，去了不同的项目，就像“桔生淮南为桔，桔生淮北为枳”，一群灿烂地燃烧，另一群蹉跎了人生。

如果之二

运-10并非毫无希望，当时的形势，大有用武之地。在二战及冷战中，战略运输和空降兵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前者的经典战例有驼峰航线和柏林封锁，北约空运支持250万人近一年的生活，后者有奇袭埃本•埃马耳要塞，克里特战役、诺曼底登陆、阿纳姆战役。

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中国最后的补给线。自此至1945年8月，盟军翻越喜马拉雅山，进行了历史上最艰巨的战略空运，史称驼峰航线。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超过1500人牺牲。据说天气晴朗时，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沿途被命名为铝谷。

我军历史，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敌军都大量使用运输机。特别是1950年11月惨烈的清长战役，美海军陆战队一师从志愿军九兵团的包围中撤退，重装备必经峡谷上的水门桥，志愿军三次将其炸毁，桥基都彻底破坏，不料美军出动C-119运输机空投8套M2车辙桥部件，地面工兵收集到6个钢梁和3个木制车辙板，迅速架桥，连夜撤离。

我空降兵1950年成军，战力逐步提升，但长期定位于敌后袭扰，而不是像经典战例集中突击。目标决定手段，主要配置运-5班级和运-7排级等中小机型，不能运送重装备。直到1990年代，运-8列装，从俄罗斯引进伊尔-76，分别可运载约80/100名和120/150名伞兵或步兵，才有所缓解。

如果当年赋予运输机和空降兵更战略性的使命，且运-10为此目标立项，很可能获得更多资源，更稳定的支持。除较早较小的运-5，另两种列装机型的研发都历时颇久：运-7仿苏制安-24客机，1966年立项，1982年定型，后仿安-26改军用，1993年定型。运-8仿安-12，1968年立项，1980年定型。

下面仅作为军事迷探讨某种可能性。1950年代末以来，西北内陆边境的形势恶化，与苏联，中国革命曾经的导师和盟友反目，1969年3月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铁骑南下是中原农耕民族几千年的噩梦，这一次更严酷。

沙俄素有军国传统，苏联是比肩美国的超级大国，图哈切夫斯基开创大纵深战役理论，经受二战磨炼，造就当世最强大的机械化陆军。中国经济技术落后，我军虽善于运动战，但传统以步兵为主，相对所处的劣势，已经为二战欧洲各国和日本的惨败、我军在朝鲜的惨胜所揭示了。

如果有一天装甲集群滚滚而来，该如何应战？已知几种对策：依托山河天险固守，作为战略没有前途，有长城和马其诺防线为鉴。像抗战一样持久战、游击战，生命财产将蒙受巨大损失。使用战术核武器，北约当年即制定有此类计划。可能遭到报复，导向全面核战争，甚至毁灭人类。

机械化对机械化，如同库尔斯克会战，苏德数千辆坦克厮杀。与坦克协同，需要步兵、火炮上履带，及空中支援。空袭也可以独立进行，北约始终保持对华约的空中优势，以抵消其地面优势。这两种对策都依托雄厚的工业、油田和经验。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和贫油国，技术兵种实战有限。

真实的历史，综合了上述各项。也许还有种对策，姑且称为机动化。两大空降战役克里特和阿纳姆，各空降约2.2万和3.5万名士兵，我空降兵为军编制，规模相当。能否再扩大一个甚至两个数量级。空降兵通常隶属空军。能否将机场配置到陆军的师旅，大型运输机配置到营连，组成独立的机动兵团。

如同二战德军集中坦克独立作战，不再追随步兵，可能开创另一种闪电战。我军已有的数量优势将进一步放大，以数量和速度克服质量。着陆仍以步兵作战，衔接传统。随着技术发展，步兵的劣势也有所扭转，第四次中东战争，阿军使用反坦克和防空导弹联防，有效地迟滞以军飞机和坦克协同攻击。

亦可包容上述各项，如选择地形防御，或以人力的优势破坏地形。中国北方被山河分割，西伯利亚广阔，都将有利我而不利敌。在敌后游击战，战役临界点投入一支小而精的装甲部队，等等。

当然，机动化如同机械化也是整合的系统。运输机需具备高可靠、可维护和适应性。落点常有偏差，要求提升基层官兵主动性，下放指挥权。军工部门研发适宜机载和人力拖曳的装备。培训全军全民修筑机场的技能，以机场为中心构建防御体系，等等。但运输机划归陆军，存在与计划经济类似的问题。

具体的战略，假设敌军三路入侵，以主力突击北京，截断雄鸡狭窄的颈部，两翼分取东北和晋陕。长城防线可以争取短暂的时间。我军当放弃华北北部，从黄河开始纵深防御，在敌后游击战，袭扰西伯利亚铁路，逐次消耗敌军的攻势，目标是保住三线的战略后方，达成相持态势，最低限度以游击战拖跨敌军。

另将精锐集中于东北，攻入敌远东地区，牵制敌东北集团，掌握战场主动，寻机歼灭之。再向西南作大迂回，合围敌中央集团，大局可定。这一战略也能以常规兵力执行，但机动兵团必然大增胜算。在坎尼会战中，汉尼拔就是以骑兵完成对优势罗马军团的包围。

如果机动化可行，通过决策，运输机将成为二号工程，订单数以千计。等到改革军转民，今天国际大飞机市场不会只有两家。此外，196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需要中国制衡苏联，1972年达成尼克松访华，如果随后我方提议转让运输机技术，美方有可能考虑。波音就曾受当局指令，交换苏联的钛合金工艺。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震中群山环绕，交通一度瘫痪。救援期间空军共运送近2万人员，空投近2000吨物资，14日冒险伞降。大地震周年祭时，曾参与组织救援的空军后勤部李强在新浪访谈表示：作为一个大国，空运能力确实有所不足，国家正加速研发大型运输机。

大飞机展望

世上没有后悔药，而今迈步从头越。期待国产大飞机早日飞上蓝天。就手头获得的资料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谨供参考。

目前的研发体系可谓新旧参半。客机项目另起炉灶，落户上海，有助于创建市场文化。军机项目落户西安，虽适合旧文化，也可以期待分别成为中国的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但地理和实体双重隔离，业内又历来有东(上海)西门户之争，分散了资源，丧失协作的好处。

鉴于此设置了资本与合作的纽带。客机公司股权依次为国资委35%，上海政府产业投资机构国盛25%，中航25%(前一航二航4:1共同出资)，宝钢、中铝中化各5%。承继ARJ21项目模式，客机公司设计总装，中航作为承包商。

这种多元结构相比那些“一股国企”是巨大的进步，更反映了决策者的良苦用心：中央相对控股，协调中航的技术深度与上海的市场和广度。但参考实践，国资委介入业务较浅，辖下还有众多的央企，很可能实际影响力中航最大，上海次之。价值取向相近的董事会一般运行地较好，中航和上海或有冲突。

中航拿下整个军机项目，但只得到客机项目的少数股和零部件，孰轻孰重，仍然会先军后民。这也是又一个上海地方色彩浓厚的项目。中央和上海的财力和决心远胜30年前，但波音和空客都是依托全美欧的资源。大飞机研发的门槛也更高，波音最新的787估计花费了140亿美元，这还是基于成熟的平台。

央企带动地方经济，航空工业更以溢出效应著称。陕西和四川都努力争取过客机项目，最终落户上海，兄弟省一定又羡又妒，也许还能拣一点残羹冷炙。空客系由四国合资，法德共管，又以法国挑头。尽管内部争吵不休，保持了稳健的成长。中国一省的规模与欧洲一国相当，省际合作却不如人家国际合作。

从选址的角度，疑问更多。客机项目各模块，总装在浦东机场，研发在闵行紫竹科学园区，零部件在临港工业区。预计未来成长到波音和空客的规模，波音仅宽体客机厂房就占地3.16平方公里，保持世界最大单体建筑的纪录。中国目前工业用地价格严重低估，但要考虑项目未来发展。地价只是部分成本，波音和空客总部分别设于西雅图和图卢兹，两个中小城市，而不是纽约和汉堡周边。

上海会尽力补贴，参考波音和空客曾就政府补贴问题激烈地公关战：空客直接得到数以百亿计明补，波音则从军机和NASA合作项目得到暗补，实际效果超过前者。最终两家达成一定的限制。国产客机走出去，早晚会面对这种阻击，现在就应该作自力更生的准备。

浦东机场即使尚未也必将名列世界最繁忙的空港。总装及试飞占用相当的空间，既浪费也不安全。周边人口建筑密集，如果坠机，损失将极其惨重。目前国际形势和平，也要考虑未来的变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上升。911的灾难及英中各一次未遂袭击，都显示飞机是“理想”的武器。

存在即合理。但综合上述，下面讨论一个激进的方案。将中航按驻地分拆，划拨省国资委，各地已设子集团，其中陕西有两个，西飞和陕飞(汉中)。将军机项目并入客机公司，向拥有航空工业的省增股，以实力最强的上海和陕西为前两大股东，如同法德之于空客。各省为所属工业分配承包订单。

客机市场部门仍设于上海，研发及总装基地设于江西。江西也拥有航空工业资源，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现洪都集团，制造了第一种国产运输机运-5。其区位成本低廉，兼顾交通和安全。与上海和陕西距离相近，面子上过地去，但江西的地缘还是亲近上海。

该方案比现状均衡。军民并举，扬弃军机文化，整合全行业，充分调动中央地方的资源和积极性。各省国资委的取向接近，管理扁平。但缺乏可行性。中航必然反对，中央和上海要作重大让步。如果我是江西的战略人员，时光倒流至项目论证，我会提议省领导如此游说中央和兄弟省。未来也可能调整：国有产权改革，上海的战略在于全球服务、金融和文化之都，全国制造业内迁，等等。

客机以100座为界分为支线和干线，由不同的供应商生产。干线客机又可以分巨大中小四型。巨型有波音747和空客A380，标配416和555座。大型300座以上，波音777和空客A340，中型200-300座，波音757、767、787和空客A330、A350。小型150座，波音737和空客A320。

运-10和预计研发的第一种机型C919都是150座。目前这个细分市场容量最大，737和A320分别在世界和中国销售出近7000/500和3000/400架。经济性等于整体成本除实载乘客。理论上飞机越大座位成本越低，前提是卖出够多的座位。150座就接近最优的规模经济。中国制造也一向长于低端低价战略。

但近年来最优规模出现下降的趋势。技术上应用轻型复合材料，提升发动机效能，运营上廉价航空、网络售票兴起。最重要的是市场的变化。

2000年代中期，波音787和空客A380闪亮登场，前者开创性地结合中型与超长程，以前总是成正比。后者赶超747成为最大客机。这反映了两强愿景的差异。空客认为市场将延续大型化趋势，辐射航运模式：大飞机在枢纽间集中运转，中小飞机向枢纽集散。787则为点对点模式设计，无须转机。

伦敦希斯罗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空港，所有起降飞机1/9是747，空客宣称如果改用A380，无须增加航班，每年即可多运送1000万人。但根据幅射模式的原理，枢纽间运能的增加，要求集散运能同等增加，后者采用中小飞机，占用空间将增长地更快。同理乘客集体飞行和在机场内自由活动也是衔接的。前者效率越高，后者的混乱会以更大比例递增。枢纽早晚会达到极限。

行李是希斯罗的老大难。造价86亿美元的5号航站楼，行李系统特别采用新科技。但2008年3月航站楼投入运营当天，行李系统就因“过于先进”难以登录，造成大量行李和乘客滞留，航班取消。停车、安检等系统也很烦。愤怒的乘客在洗手间涂鸦“欢迎来地狱”。希斯罗曾差一点真地成为地狱。2006年8月恐怖分子计划用液体炸弹在空中同时引爆七架飞机，所幸被及时破获。

欧盟包括众多中小国家，历史形成大小两级城市群。美国是一个大国，接近大中小三级城市。基于规模经济，中等城市比小城市支持点对点模式。此外，在整个第一世界，环保、新经济、新文化、捷运也包括航空、911等合力推动，正经历逆城市化浪潮。

辐射模式又分为两种，欧洲的地缘形成辐线较短的内馈式枢纽。美国东西海岸城市星罗棋布，中部形成辐线较长的沙漏式枢纽。亚特兰大机场客流世界第一，但国际航线仅排全美第七。显然内馈式重在提升枢纽间运能，沙漏式则需同等地加强辐线。787-3型航程6500公里，即面向高密度短程航线。

中国城市巨大，城市化方兴未艾，分层更接近美国，但经济偏重东部，目前航空枢纽以内馈式为主。典型有昆明和乌鲁木齐，云南和新疆两省区地域辽阔，地面交通不便。中西部机场的客流增长率多年高于全国水平，预计随着旅游业发展，制造业内迁，国产客机面市的时候，中部亦能兴起若干沙漏式枢纽。

尽管有地缘背景，辐射和点对点模式的根本对立，在于以运能还是乘客为中心。航空业即使尚未，也必将进入运能过剩的时代。1990年代以来，整个经济都面临按需定制的变革。从乘客角度，航空相比其它交通工具，最大的优势是速度。辐射模式拉长了航程，将大部分时间浪费在等待转机上。

新机型研发费用暴涨，将使基础机型缩减。军机显示同样的趋势，F-18原为美国空军设计(YF-17)，虽然1974年选型被F-16击败，次年被海军选中。今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好事，各军种将统一配备F-35联合攻击机。但按需定制，将发展更多的衍生型。

支线航空1960年代才兴起，1978年解除行业管制后加速。除了普通客运，亦用作商务机，还出现分享产权购买模式。又分10、20、30、50、80、100座级。近年来出现大型化趋势。1978年美国支线客机平均座位数为11.9，1987年增至20.1，1999年再增至29.1。

此前波音和空客的小型机都有100座级衍生型，737-500/600和A318。波音兼并麦道后，将同级的MD-95改为717，但销售业绩不佳，对内缺乏与其它机型的通用性，对外不敌庞巴迪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竞争。

综合上述，我们预测点对点将取代辐射模式。也意味打破支线与干线客机的界限，相应调整细分市场。此前的大中小和大支四型整合为100和250座两级。巨型机保持稳定，而20座(一般19座)可以运载一家企业的核心团队及其助理，或一个富豪家庭及其仆从。

国产客机研发顺利，也以10年为期，加上产品生命周期，如果遭遇这样的调整，150座将非常尴尬，受波-空与庞-巴两大阵营挤压，更在紧要的国内市场与已有ARJ21和新舟两个支线机项目竞争，重蹈众多行业中国制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覆辙。为稳妥计，也许应该从250座起步，具体以波音787为目标。空客的处女作A300也是这一级别。

客机公司通过股权整合各主体，能否形成一个市场架构？但也可能较差的结果：上海和中航都竭力安排自己的计划内，僵持不下，但两者又构成一个大计划，达成排外的共识。对于中航，军机项目是完全计划内，有时又不愿提供客机项目资源，特别是稀缺的资源。

发动机单独立顶。2009年1月中航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成立。中航持有40％股权，上海国盛和上海电气各15％。30％待定。或可引入铁路、船舶、航天、电力等行业的战略投资者，以动力而不是航空为分工方向。

从项目论证开始，外方就表达了合作的诚意。有关方面回应“不排除”国际合作，发动机公司30%的待定股权名义上“吸引国内外有志于中国航空产业发展的公司”，但“我们需要的是在航空发动机项目技术与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实际圈定外企。暗示这样一种安排，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反复出现的：计划内与海外合作，忽略计划外本土企业。

但参考多年来众多行业，技术含量还不如航空工业，市场换技术战略基本不成功。波音工程师曾反对外包日本企业，不愿分享技术，国产客机应做好准备，长期走不出去，但可以指望零部件先走出去，带动前者。如今航空代工已有所积累，中国早已成为世界工厂，反向工程独步海内。外援也有悖民族工业的宣传。总之应确立对本土市场开放的原则和机制。

未来国产客机如何销售？很多观点津津乐道已经和预测购买的飞机总价，包含了美好的期许：只要中央下个红头文件，禁止进口，订单就全落入国产客机囊中。民航已改制为国有航空企业(2002年分拆为三大航空集团和三家民航保障集团)，又要头疼了。虽然过去采购也不能自主，是为了国家民族。但相对国产客机，我们也是民族企业。国际上也会有压力。

虽然最近航空业如同众多资本密集型行业，发生再国有化浪潮，终究不能抗拒市场化的长期趋势。国产客机政府公关应放弃运-10失败过一次的策略。可以考虑推动航空业改革：减少管制、开放产权、提升效率。

包括与民企特别是廉价航空联手，通过市场向国企施压，或比直接向政府施压效果好。1998之后几年，空客从波音手里抢走多家廉价航空企业：英国航空、捷蓝航空、柏林航空、马来西亚航空，等等。和廉价航空同样的思路，还可以由中航材开展国产客机的租赁业务。

民营的中国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表示，只要适航部门批准，就“给飞机卖站票”。尽管他强调安全是前提，还是遭到网友嘲笑。郭德纲也在《羊上树》里说过：“9014航班，由打西直门开往大兴黄村，票价5元，请您登机。你说这多有意思。乘务员站那儿得喊，快上快上有大座儿，保证有大座”。

国产客机走出去，将是产品、服务和政策，包括外交、法律和适航管理等的系统工程。具体的市场策略，欧盟比美国更保护主义，何况客机这样的高级货。空客虽然市场份额一度赶超波音，仍然是追随者，如A380对747，A350对787。国产客机也许可以考虑追随追随者，某种程度与波音夹击空客。

欧美以外的市场也很广大。特别是东方，未来可能以上海为中心，新西伯利亚-塔什干-德黑兰-内罗毕-班加罗尔-新加坡-悉尼-火奴鲁鲁-安克雷奇为界，形成使用英汉双语的商业和文化圈。国产客机将提升一个泛东方的中产阶级。

印度尼西亚是这一区域的重要国家，拥有2亿人口，17000多岛屿，干线交通只能采用飞机和船舶。印尼亦曾有国产大飞机的雄心，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破灭。服从外交大局，中国大飞机项目亦可考虑与印尼开展国际合作，为未来打开其市场做铺垫，进而走向世界。

现在开始创建品牌，尽管很久以后才有产品。1975年后生人将是国产客机的主力乘客，尽管可能现在还没钱，甚至懵懂无知，他们的口袋都藏着一打机票，应努力争取他们预订。营销应淡化民族诉求，一代比一代有个性，讨厌说教。参考联想等先行企业的教训，从民族诉求转型国际品牌时，显得很突兀。

有两个角度可以考虑。一是科技之美。乔•萨特生于西雅图，在观看波音的试飞中度过童年。“星型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的低沉声音像一首令人难忘的乐曲。每当这些乐曲响起，我总要不顾一切冲到家门外，兴奋地手舞足蹈。”宫崎峻的家族经营飞机工厂，他的画笔下有很多奇异的飞行器。

二是生活方式。很多人的人生和职业“在路上”，成为重要的哲学和文学主题。交通工具构造了情境，从前有马、船和火车，如今空中飞人日益壮大。“我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水手在每个港口都有一个情人，飞人在每个城市都有一段暧昧？

李白诗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怳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时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2009.8.29